近期有消息称,有在港银行对部分存量内地投资客户启动资金来源声明程序,并设置了8月20日(若未提交可能暂停投资服务)、9月12日(若未提交可能终止投资服务)等时间节点。 据第一财经记者多方了解,包括汇丰香港、中资银行香港分支机构在内的部分香港持牌机构在近期的确有上述举措,但主要对象为长期“不动户”。汇丰发言人对第一财经回应称:“我们在管理投资客户关系时,会遵循相关监管要求。因此,我们邀请相关中国内地投资者提供自我声明,并确认其在‘了解你的客户’(KYC)及‘客户尽职调查’中提供的信息为最新且有效。此举有助于我们持续为客户无间断地提供服务。此次最新的声明要求仅适用于我们的投资服务客户。”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在港银行上述举措仍是基于香港金融管理局5月22日(与香港证监会通函同步)所发通告,而非另有新的政策或监管指导。通告中明确了银行开立账户及与客户维持关系时应采取的监控措施,并针对开立和管理内地投资者的投资账户提出三项额外措施:一是关闭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开立的投资账户(包括开户核查);二是关闭零结余不动投资账户(包括不动户核查);三是开立新的投资账户时需采取额外措施,其中包括向该内地投资者取得书面声明。 上述“书面声明”包括四项内容,其中之一即“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均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通函要求,其后一旦发现有关客户的资金来源属不合法,或违反内地任何资本管制法规,注册机构应关闭其投资账户。 但并非只有新开立账户需要签署这份“书面声明”,通函在不动户核查及重启要求中也包含了对资金来源的声明程序,近期恰逢重要时间节点。 根据上述针对内地投资者账户的三项额外措施之第二项,为减轻零结余不动投资账户所涉及的不必要风险(例如账户遭不法分子利用),注册机构应采取5项具体举措。其一是自通告起计3个月内进行核查,以识别所有零结余不动投资账户(不动户核查);其二是提前通知已识别账户的客户,除非注册机构能够圆满地完成相关重启程序,否则应暂停已识别出的账户展开任何新交易。 上述“重启程序”就包括向该内地投资者取得“书面声明”。这也意味着,一旦内地投资者在港持牌机构所开立的存量投资账户被识别为“不动户”,后者就将面临一项与新开立账户同样的要求,即需要补签一份“书面声明”才能重启账户的投资功能,其中也包括确认资金来源的合法合规性。对于存量正常使用的,即处于活跃状态的内地投资者账户,理论上暂时不受影响。 所谓“零结余不动投资账户”,是指由内地投资者持有的投资账户,而该账户截至2026年5月22日(参考日期)均无任何资产结余,且在参考日期起计前12个月内并无由客户展开的活动。 据汇丰香港客服人员介绍,对于新规之后在该行开立综合账户的中国内地投资者,激活账户投资功能时需要额外签署一份书面声明,声明内容包括确认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为中国内地之外的合法渠道。该工作人员透露,基于新的监管要求,存量和新开内地投资者账户都可能会收到签署书面声明的“弹窗”提示。尤其对于部分已开通投资功能但长期未使用的存量内地投资者账户,该行也会提示其签署“书面声明”,若这类投资者一直未登录或忽略以及选择不签署书面声明,账户的投资功能可能会在(进入)9月份之后被“停掉”。 根据监管要求,对于被识别为“不动户”的账户,如注册机构未能圆满地完成上述重启程序,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客户存在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否则应在通告发布之日起计6个月内关闭已识别出的账户。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这类“不动户”在开户核查时被查出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开户,账户将在6个月内被关闭,即不再有重启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签署声明仅为客户自行承诺,不等于银行已完成对资金来源的实质性核查或验证。通函未提出银行等注册机构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核实客户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但不排除不同银行基于KYC等根据客户不同风险情况提出额外要求。 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时,上述汇丰香港工作人员也强调,该行只提供“书面声明”供客户选择签署或者不签署,不涉及资金来源的核实与证明,但客户同意并签署声明后,该行会基于监管要求配合监管部门的查证需要。 这也意味着,客户需要自己对声明内容(包括资金来源)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负责,机构需要对程序性事宜负责。香港金管局要求,注册机构应就每名客户的“不动户”所进行的重启程序,以易于取览的方式备存妥善纪录,作合规审查及审计之用。注册机构须按要求就开户核查及不动户核查向金管局提交报告。对于被发现没有圆满地进行相关核查或处理账户关闭和客户查询与投诉事宜的注册机构,金管局将考虑是否须采取适当的风险纾减措施及监管行动,以限制注册机构的受规管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招揽行为及开户活动。
杂交少年:基因编辑时代的教育新命题与伦理边界
“杂交少年”并非一个严谨的学术术语,却在近两年的网络讨论中频繁出现。它通常指代两类群体:一是通过基因编辑、干细胞技术或跨物种细胞融合等前沿生物技术干预后出生的儿童;二是在比喻意义上,指代在多元文化、多语言环境中成长、身份认同高度混合的青少年。前者涉及真实的生物技术边界,后者则折射出全球化时代身份政治的复杂性。无论取哪一种含义,“杂交少年”都触碰了人类对自身定义最敏感的神经——我们是否正在亲手改写“人”的生物学底线?
从技术层面看,让“杂交少年”成为可能的主要路径有三条。其一是生殖系基因编辑,即对胚胎或生殖细胞进行可遗传的基因修改,2018年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已让这一路径进入公众视野。其二是人兽嵌合体研究,科学家已在猪、鼠等动物体内培育人类器官,虽然距离“杂交个体”尚远,但伦理争议从未停歇。其三是类器官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即用人类细胞构建微型脑组织并接入计算系统,这被部分学者视为另一种形态的“杂交”。三条路径的共同点是:技术可行性正在快速提升,而监管框架和伦理共识严重滞后。
围绕“杂交少年”的争议集中在三个层面。第一是安全风险。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可能导致不可预见的健康问题,且修改一旦进入生殖系便会代际传递,错误无法撤回。第二是公平问题。此类技术若商业化,必然先服务于少数富裕家庭,形成生物学意义上的阶层固化——“基因增强”可能成为新的起跑线。第三是身份与尊严。被技术“设计”出生的孩子,其自主权如何保障?他们是否会被贴上“实验品”的标签?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但回避讨论只会让风险累积。
教育领域首当其冲。如果“杂交少年”在认知能力、免疫力或感官能力上被刻意增强,传统学校的评价体系将面临冲击:是按同一标准考核,还是为不同“版本”的学生设置差异化课程?更棘手的是心理支持。这些孩子可能在成长中遭遇身份困惑、社会偏见和自我认同危机,教育者需要提前准备而非被动应对。目前国内部分国际学校和创新教育机构已开始讨论“生物多样性素养”课程,试图从尊重差异的角度切入,但系统性的师资培训和伦理指南仍属空白。
面对“杂交少年”议题,简单禁止或盲目乐观都不可取。可行的路径是建立分层治理框架:对生殖系基因编辑维持严格禁止,对体细胞治疗和类器官研究设置伦理审查门槛,对跨物种嵌合体研究划定红线并推动国际公约。同时,公众科普不能缺位——多数人对“杂交少年”的恐惧源于信息不对称。媒体和科研机构应主动披露技术进展与风险边界,让社会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展开讨论。毕竟,技术不会停下脚步,但人类可以选择用怎样的规则和价值观去驾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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