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演艺圈的潜规则并非零星个案，而是一套嵌入产业结构的隐性规则。2009年张紫妍留下遗书自尽，曝光被迫向企业高层、媒体人士提供性招待的遭遇，一度震动社会，但最终调查多以证据不足收场。此后十余年间，类似举报不断出现，从女团成员到新人演员，受害者往往在合约与舆论的双重压力下选择沉默。潜规则之所以难以根除，关键在于它并非某个“坏人”的个体行为，而是经纪公司、资本方与部分媒体共同维持的利益链条：公司以“资源”为筹码安排饭局，艺人若拒绝便面临雪藏、索赔，甚至被贴上“不配合”的标签。
练习生制度是这条链条的起点。韩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青少年进入经纪公司，签约时往往面对长达七至十年的专属合约、高额培训费与违约金。练习生时期没有稳定收入，生活费和培训成本被计入“债务”，出道后要从收入中逐月扣除。这种经济依附关系使艺人在面对不合理要求时几乎没有议价空间。部分中小型公司更以“投资回报”为由，将陪同酒局、接待赞助商包装成“工作安排”，新人难以分辨边界，也不敢拒绝。大型公司虽相对规范，但层级森严的前后辈文化与粉丝经济压力，同样让年轻艺人处于弱势。
权力结构的不对等是潜规则长期存在的土壤。韩国演艺圈与财阀、广告主、媒体关系紧密，资源高度集中，谁能获得曝光机会往往由少数人决定。在这种环境下，“人脉”被美化为人情往来，饭局被描述为“行业惯例”，受害者在举证时面对的是掌握合同、律师与公关资源的公司。张紫妍案中，关键证人难以获得保护，调查反复搁置，反映出制度对弱势一方的保护不足。近年来，随着“MeToo”运动在韩国扩散，多名演员、导演被指控性骚扰，部分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舆论压力也促使国会讨论修订相关法案，但实际落地仍面临取证难、追诉期短等障碍。
改变正在缓慢发生。首尔部分经纪公司开始引入标准合约模板，缩短专属合约期限，设立内部举报渠道；文化体育观光部推动演艺经纪人伦理教育，要求公司申报练习生管理情况。粉丝群体也逐渐成为监督力量，一旦曝出压榨或性骚扰丑闻，品牌解约与舆论抵制会迅速反噬公司。然而，只要资源分配仍由少数资本方主导、练习生债务模式不变，潜规则就很难彻底消失。对观众而言，看清光鲜舞台背后的合约与权力关系，或许比追逐八卦更有意义：每一次对受害者的声援、对不合理合约的关注，都是在削弱这套隐性规则赖以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