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中心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左派、右派,以及两大阵营中间几乎所有人共同厌恶的对象。这给硅谷带来巨大难题,而这场争议,部分根源其实是行业自身造成的。 数月以来,本刊同事持续跟踪各地不断高涨的反数据中心浪潮,纽约、德州等人口大州都出台禁令抵制新建数据中心。近期大量新增案例,更印证这种反对情绪已经蔓延至全美。就在几周前,向来政策宽松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州长格雷格・阿博特,因担忧数据中心耗水耗电问题,叫停了该州合计 1800 座数据中心的建设。紧接着周二,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州长乔希・夏皮罗签署行政令,严格限制本州数据中心扩建。 周三,一则短视频全网刷屏:Liquid Death 罐装水品牌,与前 NFL 球星特拉维斯・凯尔西、杰森・凯尔西兄弟创立的车库啤酒公司联合造势。两家初创企业呼吁民众大量饮用淡皮尔森啤酒和罐装水,排尿后收集尿液统一运送储存,宣称可供数据中心液冷系统使用。我倾向于认为这只是噱头,但也不敢完全下定论:Liquid Death 与凯尔西兄弟的车库啤酒均拒绝对本文置评。据 TechCrunch 报道,业内确实有人探讨利用尿液为数据中心降温的可行性,各位可自行判断此事真伪。 如今数据中心已经和难缠姻亲、肠镜检查、黑甘草归类到一起:几乎人人都心生反感。Embold 民调显示:共和党选民中,反对人数超出支持者 43 个百分点;独立选民差值 65 个百分点;民主党选民差值高达 75 个百分点。 Embold Research 联合创始人迈克・格林菲尔德看到这份数据时,对一年内反对率暴涨感到震惊。这位曾任职贝宝、领英的数据分析师,自 2017 年开始从事民调工作,他表示:“常有人问我,做民调以来最意外的发现是什么?我一般会说,大众态度通常十分稳定,看法很难改变。这件事显然是特例。” 他认为,如此激烈的反数据中心情绪,历史上少有参照,和当年推动禁酒令诞生的民众思潮有相似之处。 显而易见,各地抵制新建数据中心,对硅谷而言绝非好消息 —— 数据中心正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根基。而科技行业自身的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其中一大失误,就是选用了非常不妥的比喻:将数据中心比作驱动工业革命的工厂。诚然,工厂推动了 19 世纪现代化,但工厂同时也是充斥苦难、环境恶劣的场所。这套说辞几乎等同于宣称:数据中心很棒,就像地牢、煤矿和牙科手术室。 目前,没人能预判这场围绕数据中心的争论最终走向:是效仿水力压裂技术,在 2000 年代遭遇抵制后顺利存活;还是重蹈核电覆辙,在七八十年代持续的反对声中发展受阻。扩建数据中心带来的长期影响,尚无明确定论。正如耶鲁大学姚远教授谈及该议题时所说:“数据中心确实会产生环境影响,但影响程度高度依赖具体场景。” 数据中心产业的走向,很大程度取决于硅谷能否协同开展有效的公关宣传,而不是简单一句 “人工智能前景大好,大家放心相信我们”。格林菲尔德提到:“克劳德代码模型是出色的工具,但建设数据中心的各家企业,并没有做好面向硅谷以外普通选民、普通大众的叙事沟通。” 行业部分企业已经开始采纳知名公关专家陆璐・程・梅瑟维的建议,她曾发文称:“最久经考验的公关手段,就是给民众带来实际好处。” 据报道,押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甲骨文,已在德州乡村地区 “木星项目” 数据中心周边向本地慈善机构捐款,甚至出资赞助恐龙挖掘主题乐园,供小朋友发掘仿真恐龙化石。本刊记者埃米・多克瑟・马库斯也提到,Anthropic、OpenAI、谷歌都试图塑造新叙事:人工智能有望治愈重症顽疾。这套宣传遭到传统科研人员抨击,认为属于夸大炒作;但作为拉拢大众的宣传攻势,“攻克癌症” 确实抓人眼球。 有两件事相对更容易预判:其一,科技企业将在中期选举投入巨额竞选资金。共和党全国参议员委员会(负责帮助共和党人拿下参议院席位)向多家头部 AI 企业发送内部备忘录,警告抵制数据中心或将让共和党输掉俄亥俄州参议院席位,直白呼吁支持 AI 事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增加捐款。 其二,消费级人工智能硬件市场前景堪忧:OpenAI 联合乔尼・艾夫设计、售价超 300 美元的环形音箱设备,会不会问世即遇冷?Meta 定价 299 美元的新款智能眼镜销量会不会大幅下滑?这款眼镜早已引发隐私争议,外界担忧其具备隐蔽拍摄功能。 大众之所以普遍反感数据中心,是因为它具象化了很多人内心对新技术的恐惧。我不禁思考:会有多少人愿意随身佩戴,同样勾起这类焦虑的智能设备?
快播16楼事件再引热议:技术无罪与平台责任的边界在哪
近期,“快播16楼”这一说法在社交平台和技术论坛上被反复提及,不少网友将其当作一个带着怀旧与调侃意味的梗来讨论。所谓“快播16楼”,一般指快播公司当年办公场所所在楼层,后被网友引申为快播案庭审交锋中“技术无罪”论调的一个符号化表达。严格来说,它并非官方术语,而是网络语境下对快播事件的一种民间概括。要理解这个梗为何反复走红,还得回到快播从崛起、被查、庭审到最终判决的完整脉络中去。
快播成立于2007年,凭借P2P点播技术和轻量客户端迅速积累海量用户,一度成为国内装机量极高的播放器软件。其核心优势在于节省带宽、播放流畅,但也因对视频内容的审核能力不足,被大量盗版影视和涉黄内容借道传播。2014年,快播因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被立案调查,公司随后被处罚,创始人王欣等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这一阶段,公众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播放器是否该为内容负责”上,而“快播16楼”式的调侃,正是在这种争议氛围中逐渐流传开来。
2016年快播案开庭审理,庭审直播引发全网关注。辩方提出“技术本身不可耻”“只提供工具、不生产内容”等观点,检方则强调平台对明知存在的违法内容负有管理义务。这场庭审之所以成为公共事件,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法律难题:技术中立能否成为免责挡箭牌?法院最终认定,快播公司明知部分服务器存在淫秽视频,仍放任传播并从中获利,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决明确了一个重要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责任中立,平台在享受流量红利的同时,必须承担内容审核与合规义务。这也让“快播16楼”从一个戏谑说法,变成了讨论平台责任的典型案例标签。
快播案的余波远不止于一家公司。此后数年,网络视频行业的版权治理明显收紧,盗版聚合、深度链接、以播放器为壳的内容分发等灰色模式被持续清理;《网络安全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规的落地,也进一步压实了平台主体责任。对从业者而言,快播16楼所代表的教训十分直接:产品体验和商业模式创新不能建立在内容合规的模糊地带之上,审核机制、举报通道、版权合作缺一不可。对普通用户来说,这个梗的流行也提醒大家,免费看片背后往往隐藏着版权风险与安全隐患。今天再谈“快播16楼”,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一次关于技术、法律与商业伦理的持续复盘——技术可以中立,但使用技术的人和企业,终究要为选择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