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中心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左派、右派,以及两大阵营中间几乎所有人共同厌恶的对象。这给硅谷带来巨大难题,而这场争议,部分根源其实是行业自身造成的。 数月以来,本刊同事持续跟踪各地不断高涨的反数据中心浪潮,纽约、德州等人口大州都出台禁令抵制新建数据中心。近期大量新增案例,更印证这种反对情绪已经蔓延至全美。就在几周前,向来政策宽松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州长格雷格・阿博特,因担忧数据中心耗水耗电问题,叫停了该州合计 1800 座数据中心的建设。紧接着周二,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州长乔希・夏皮罗签署行政令,严格限制本州数据中心扩建。 周三,一则短视频全网刷屏:Liquid Death 罐装水品牌,与前 NFL 球星特拉维斯・凯尔西、杰森・凯尔西兄弟创立的车库啤酒公司联合造势。两家初创企业呼吁民众大量饮用淡皮尔森啤酒和罐装水,排尿后收集尿液统一运送储存,宣称可供数据中心液冷系统使用。我倾向于认为这只是噱头,但也不敢完全下定论:Liquid Death 与凯尔西兄弟的车库啤酒均拒绝对本文置评。据 TechCrunch 报道,业内确实有人探讨利用尿液为数据中心降温的可行性,各位可自行判断此事真伪。 如今数据中心已经和难缠姻亲、肠镜检查、黑甘草归类到一起:几乎人人都心生反感。Embold 民调显示:共和党选民中,反对人数超出支持者 43 个百分点;独立选民差值 65 个百分点;民主党选民差值高达 75 个百分点。 Embold Research 联合创始人迈克・格林菲尔德看到这份数据时,对一年内反对率暴涨感到震惊。这位曾任职贝宝、领英的数据分析师,自 2017 年开始从事民调工作,他表示:“常有人问我,做民调以来最意外的发现是什么?我一般会说,大众态度通常十分稳定,看法很难改变。这件事显然是特例。” 他认为,如此激烈的反数据中心情绪,历史上少有参照,和当年推动禁酒令诞生的民众思潮有相似之处。 显而易见,各地抵制新建数据中心,对硅谷而言绝非好消息 —— 数据中心正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根基。而科技行业自身的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其中一大失误,就是选用了非常不妥的比喻:将数据中心比作驱动工业革命的工厂。诚然,工厂推动了 19 世纪现代化,但工厂同时也是充斥苦难、环境恶劣的场所。这套说辞几乎等同于宣称:数据中心很棒,就像地牢、煤矿和牙科手术室。 目前,没人能预判这场围绕数据中心的争论最终走向:是效仿水力压裂技术,在 2000 年代遭遇抵制后顺利存活;还是重蹈核电覆辙,在七八十年代持续的反对声中发展受阻。扩建数据中心带来的长期影响,尚无明确定论。正如耶鲁大学姚远教授谈及该议题时所说:“数据中心确实会产生环境影响,但影响程度高度依赖具体场景。” 数据中心产业的走向,很大程度取决于硅谷能否协同开展有效的公关宣传,而不是简单一句 “人工智能前景大好,大家放心相信我们”。格林菲尔德提到:“克劳德代码模型是出色的工具,但建设数据中心的各家企业,并没有做好面向硅谷以外普通选民、普通大众的叙事沟通。” 行业部分企业已经开始采纳知名公关专家陆璐・程・梅瑟维的建议,她曾发文称:“最久经考验的公关手段,就是给民众带来实际好处。” 据报道,押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甲骨文,已在德州乡村地区 “木星项目” 数据中心周边向本地慈善机构捐款,甚至出资赞助恐龙挖掘主题乐园,供小朋友发掘仿真恐龙化石。本刊记者埃米・多克瑟・马库斯也提到,Anthropic、OpenAI、谷歌都试图塑造新叙事:人工智能有望治愈重症顽疾。这套宣传遭到传统科研人员抨击,认为属于夸大炒作;但作为拉拢大众的宣传攻势,“攻克癌症” 确实抓人眼球。 有两件事相对更容易预判:其一,科技企业将在中期选举投入巨额竞选资金。共和党全国参议员委员会(负责帮助共和党人拿下参议院席位)向多家头部 AI 企业发送内部备忘录,警告抵制数据中心或将让共和党输掉俄亥俄州参议院席位,直白呼吁支持 AI 事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增加捐款。 其二,消费级人工智能硬件市场前景堪忧:OpenAI 联合乔尼・艾夫设计、售价超 300 美元的环形音箱设备,会不会问世即遇冷?Meta 定价 299 美元的新款智能眼镜销量会不会大幅下滑?这款眼镜早已引发隐私争议,外界担忧其具备隐蔽拍摄功能。 大众之所以普遍反感数据中心,是因为它具象化了很多人内心对新技术的恐惧。我不禁思考:会有多少人愿意随身佩戴,同样勾起这类焦虑的智能设备?
男人gaysolochinese:独行中国的男同性恋者生存实录
「男人gaysolochinese」这个组合词,近年逐渐出现在一些中文社交平台的讨论中。它指向一个具体而沉默的群体:选择独自生活的中国男同性恋者。他们大多在城市工作,收入稳定,社交圈却高度收缩。有人把这视为自由,有人把它当作妥协。与西方语境中高调的骄傲文化不同,这一群体更倾向于低调、务实、把生活拆解成工作、健身、偶尔的约会和深夜的独处。他们未必排斥亲密关系,但普遍对长期伴侣的前景持谨慎态度,于是「一个人过」成了一种被反复计算后的理性选择。
选择独行的第一道门槛,往往来自家庭。对许多中国男同性恋者而言,出柜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持续多年的拉锯。父母的催婚、亲戚的盘问、春节返乡的压力,构成了一种周期性的情绪消耗。部分人选择向家人隐瞒,用「工作忙」「没遇到合适的」来搪塞;另一部分人则与家庭达成微妙默契——不追问、不戳破,维持表面和平。这种策略减少了冲突,却也让他们在原生家庭中始终处于半隐身状态。于是,城市里的出租屋成了真正的私人领地,独居不仅是居住状态,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安全距离。
城市迁徙在这一群体的生活轨迹中扮演关键角色。从中小城市流向一线或新一线城市,是他们获取匿名性与社群资源的常见路径。在大城市,同志酒吧、彩虹主题的活动、线上交友软件构成了多层次的社交网络。但「男人gaysolochinese」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即便身处社群之中,也常保持距离感。交友软件上的匹配多、深聊少,线下聚会热闹却难以沉淀为长期友谊。一位受访者形容,这像是在一座巨大的候车厅里,所有人都提着行李,随时准备离开。独行因此不只是没有伴侣,也是一种对关系不确定性的提前适应。
情感之外,现实层面的考量同样清晰。财产安排、养老规划、医疗签字权,这些传统家庭结构自动解决的问题,在独身男同性恋者这里都需要提前设计。有人通过意定监护与信任的朋友建立法律联结,有人把储蓄投入保险与房产,把安全感建立在可控制的资产上。社群内部也逐渐出现互助性质的讨论小组,分享法律知识与生活经验。这些实践虽然零散,却显示出一种务实的生存智慧:既然制度性支持有限,就靠个体之间的默契来补位。独行不等于孤立,而是把依赖关系重新编织。
值得注意的是,「男人gaysolochinese」并不等同于悲情叙事。许多选择独身的男同性恋者拥有充实的精神生活,他们旅行、阅读、养宠物、经营爱好,在职业上投入大量精力。独处能力被他们视为一种成熟标志,而非失败。当然,这种生活方式也有代价:生病时的无人照料、节日里的空荡房间、面对未来时的隐隐不安。但对他们而言,比起进入一段勉强的婚姻或维系一段消耗性的关系,独行的成本更可承受。理解这一群体,需要放下「必须成双」的默认框架,承认生活形态的多样性。独行者的故事提醒我们,幸福没有统一模板,而尊重每一种经过认真权衡的选择,才是社会真正走向包容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