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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独山县负债400亿背后:贫困县的债务困局与反思

2020年夏天,一段展示独山县“水司楼”的短视频在网络流传,让这个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小县进入公众视野。随后多家媒体披露,独山县的债务规模一度高达约400亿元,而当地年度财政收入与之相比相差悬殊。“贵州独山县负债400亿”由此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也让地方债务风险、贫困县形象工程等话题被反复讨论。

独山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公开信息显示,2010年前后,当地提出大规模推进城镇建设和旅游开发,通过政府融资平台等渠道大量举债,先后上马净心谷景区、水司楼、大数据中心、大学城等一批项目。其中水司楼高约99.9米,据媒体报道造价在2亿元左右,被视为典型的“形象工程”。这些项目投资体量大、回报周期长,部分建成后客流不足,一些工程中途停工,沉重的还本付息压力逐渐显现。

债务扩张的背后,是政绩冲动与监管缺位。2019年,时任独山县委书记潘志立被免职,随后被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并通报。2020年11月,贵州最后一批贫困县退出,独山县实现脱贫摘帽,但历史形成的债务包袱并未随之消失。当地曾回应称,将采取整改措施,纠正违规举债和形象工程问题,稳妥处置存量债务。

此后几年,贵州省和黔南州推动化债,通过债务展期、降息、资产盘活等方式缓释风险。围绕水司楼等闲置资产,当地也在寻找运营方,尝试改造为酒店、景区配套等经营性用途,以收回部分投资。不过,一个财政收入有限的县域要消化数百亿元债务,仍需要较长周期和多方面支持。

独山县的案例已成为讨论地方债的典型样本。它提醒地方决策者:脱离实际财力的超前建设,最终会转化为沉重的债务负担;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的论证、审批与问责机制,把有限资金用在民生和发展急需处,才是可持续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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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监管的趋势下,今年以来,金融管理部门针对银行绩效考核机制违规问题密集“亮剑”,精准指向银行存贷业务“内卷”源头。 8月7日,福建、江西两地金融监管局在同一天披露罚单,永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宜春农村商业银行两家银行均因“绩效考核指标设置违规”被罚。 其中,永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个人经营性贷款贷前调查不尽职、贷后管理不到位,违规设置绩效考核指标,自助循环类个人贷款贷后管理不到位,借新还旧及重组贷款管理不到位,被罚款150万元;宜春农村商业银行因违规设定存款考核指标、数据不真实、虚增存贷款规模,被罚款90万元。 《金融时报》记者注意到,银行违规设置、下达绩效考核指标的乱象并非个例。年内已有超10家银行因“违规下达考核指标”被监管处罚,且多为百万元级的大额罚单。 具体来看,今年1月,松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违规设置时点考核指标等违规行为,合计被罚款150万元;2月,四川凉山农商银行因绩效考评指标和机制不合规等原因被罚款120万元。此外,福建沙县农商银行、大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违规下达存款考核指标等原因分别被罚款170万元、145万元。 在严格落实“双罚制”的背景下,机构处罚与个人追责同步实施已成为行业监管常态。例如,在上述永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罚单中,责任人凌婷被警告并罚款5万元;宜春农村商业银行林琳、胡曦阳两名责任人则被警告并罚款共计18万元。 对于银行业而言,“违规设定存款考核指标”的制度违规与“虚增存贷款规模”的业务违规之间通常存在着深层因果关联。从监管罚单披露的违规事由来看,两类违规问题往往相伴发生。 根据宜春农村商业银行的罚单详情,其处罚事由除了“违规设定存款考核指标”外,还包含“数据不真实”与“虚增存贷款规模”两大核心问题。 此外,在今年1月广西北部湾银行收到的金额高达205万元的罚单中,涉及贷款资金支付管理不尽职、以贷转存、虚增存贷款、存款考核指标设立违反监管规定等多项违法违规行为。 在业内人士看来,虚增存贷款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银行内部不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与短期的“规模情结”。金融管理部门此次加大处罚违规绩效考核指标力度,核心是从源头治理规模导向乱象。 “以往针对虚增存贷款等业务违规的处罚属末端治理,只要考核指挥棒不变,基层违规内生动力就难以根除。”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监管的处罚逻辑正从“罚业务”向“罚机制”延伸,穿透至内部制度根源,配合双罚制追责管理人员,精准打击考核病灶,体现穿透式、源头化监管思路。 《金融时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已多次表态并引导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结”,强调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提升信贷资产质效。 从行业整改成效来看,信贷投放领域的恶性价格竞争得到有效遏制,以高息揽储、以价换量为代表的粗放式竞争乱象明显收敛。但长期固化的“规模情结”“速度焦虑”,以及由此配套失衡的内部考核机制,仍是银行业深化“反内卷”需要啃下的“硬骨头”。 “银行要跳出‘规模情结’,需将考核逻辑从‘规模导向’转向‘价值导向’。”薛洪言受访时表示,要构建以风险调整后收益为核心的体系,引入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RAROC)、经济增加值、模拟利润等指标,将风险、运营、资本成本分摊至业务和经营单元。同时,也要优化指标结构,降低时点规模权重,提升日均规模、客户综合贡献度、资产质量、客户留存、绿色信贷、服务实体等长期质量指标权重,并差异化设置。

2020年夏天,一段展示独山县“水司楼”的短视频在网络流传,让这个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小县进入公众视野。随后多家媒体披露,独山县的债务规模一度高达约400亿元,而当地年度财政收入与之相比相差悬殊。“贵州独山县负债400亿”由此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也让地方债务风险、贫困县形象工程等话题被反复讨论。

独山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公开信息显示,2010年前后,当地提出大规模推进城镇建设和旅游开发,通过政府融资平台等渠道大量举债,先后上马净心谷景区、水司楼、大数据中心、大学城等一批项目。其中水司楼高约99.9米,据媒体报道造价在2亿元左右,被视为典型的“形象工程”。这些项目投资体量大、回报周期长,部分建成后客流不足,一些工程中途停工,沉重的还本付息压力逐渐显现。

债务扩张的背后,是政绩冲动与监管缺位。2019年,时任独山县委书记潘志立被免职,随后被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并通报。2020年11月,贵州最后一批贫困县退出,独山县实现脱贫摘帽,但历史形成的债务包袱并未随之消失。当地曾回应称,将采取整改措施,纠正违规举债和形象工程问题,稳妥处置存量债务。

此后几年,贵州省和黔南州推动化债,通过债务展期、降息、资产盘活等方式缓释风险。围绕水司楼等闲置资产,当地也在寻找运营方,尝试改造为酒店、景区配套等经营性用途,以收回部分投资。不过,一个财政收入有限的县域要消化数百亿元债务,仍需要较长周期和多方面支持。

独山县的案例已成为讨论地方债的典型样本。它提醒地方决策者:脱离实际财力的超前建设,最终会转化为沉重的债务负担;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的论证、审批与问责机制,把有限资金用在民生和发展急需处,才是可持续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