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专营机构缩减提速:4家总行级摘牌,信用卡分中心关停潮延续
近年来,以“减量提质、降本增效”为导向的组织架构与专营业务收缩,在银行业屡见不鲜,且呈提速之势。 仅据券商中国记者不完全梳理各地金融监管局批复及公开信息,近一年来,4家城商行获批终止总行级持牌专营机构,包括3家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1家信用卡中心,相关业务、债权债务及客户服务全部由总行职能部门统一承接。 也就是说,现在被砍掉的渠道已经不止是低效网点和信用卡分中心了,开始包括其他持牌专营总部了。银行业零售(含小微业务)的底层运营逻辑,悄然重构。 全行业目前有近百家持牌专营机构,业务类型囊括中小微金融服务中心、资金运营中心、信用卡中心、私人银行部、票据营业部、贵金属及大宗商品业务部、汽车消费金融中心、国际业务结算中心、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人民币交易总部等。据轻金融统计,专营机构数量最多的是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40家)、资金营运中心(26家)、信用卡中心(20家)、私人银行部(5家)。 券商中国记者据公开信息梳理,2026年7月10日,广州银行信用卡中心被批复终止营业,这家具备独立金融牌照的总行级信用卡专营中心,成为国内首家整体关停、转型为总行内设信用卡部的持牌信用卡专营机构; 2026年6月22日,河北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被核准终止营业,该机构此前独立开展的小微企业信贷、普惠金融服务全部划转至总行统筹运营; 2025年12月18日,广西北部湾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被监管批复终止营业,该行小微专营业务正式并入总行整体业务体系; 锦州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在2025年9月初被终止,因其该行正处于风险化解与机构整合特殊阶段。 业内人士表示,一些专营机构多为规模扩张期的产物,进入存量竞争阶段后,独立核算所必需的独立场地、系统、人员与风控成本逐步成为负担。在监管和业务导向均由“规模优先”向“减量提质”转向,数字化、集约化运营能力越来越在内部被强调的眼下,砍掉一些能效低的专营机构,成了不少银行降本增效的现实考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2月27日,交通银行公告称,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深化零售板块体制机制改革的议案》。该行拟撤销私人银行专营牌照,进行相关组织架构调整,但其现有私人银行业务服务、权益、流程等均不受影响。 相较于专营总部的结构性调整,信用卡区域分中心的批量撤并更为普遍,成为近年多家银行渠道缩减的共性。 据券商中国记者不完全统计,近一年来,全国累计超70家银行信用卡区域分中心终止营业: 7月份,华夏银行关停重庆信用卡分中心,至此三年内已陆续退出广州、天津、青岛、重庆四大异地分中心,基本完成异地线下网点全面收缩。 再此前,民生银行关闭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东北分中心、华北分中心、华中分中心;广发银行关闭了信用卡中心昌吉分中心、牡丹江分中心。 华夏银行关闭广州、天津和青岛的信用卡分中心。 交通银行关停南昌、深圳、兰州、贵阳、福州、天津等地的信用卡分中心,去年全年关停数量位居行业首位,整体收缩线下信用卡运营网点。 信用卡中心大规模关停潮,与行业下行趋势高度契合。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6.87亿张,较2022年三季度8.07亿张的历史峰值减少了1.2亿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资产质量承压。尽管信用卡不良生成高峰已过,但仍处高位。据媒体统计24家上市银行年报数据,截至2025年末,24家上市行信用卡不良率高达2.56%。 而与此同时,2026年一季度移动支付笔数达561.54亿笔、金额167.15万亿元,均创季度新高,这说明互联网信用支付产品对传统信用卡形成显著替代。 这也就是为什么,市场总能给每次银行关停信用卡中心之举贴上“信用卡业务收缩败退”的标签,但放在整个银行业的转型浪潮中审视,对信用卡业务的组织架构精简,是银行们主动适配行业周期、切割历史粗放发展弊病、重构信用卡业务价值逻辑的系统性改革。 业内分析指出,信用卡区域分中心的核心功能为线下拓客、属地审核、本地催收,随着数字化转型深入,线上获客、智能风控、远程服务全面替代传统线下属地运营模式,大量线下分中心沦为低效成本项。银行集中关停区域分中心,本质是行业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放弃低质量规模扩张,收缩线下冗余渠道,将资源聚焦于存量客户精细化运营和资产质量管控。
日本抠逼文化现象观察:从节约到极致的生活哲学
近年来,“日本抠逼”这一略带调侃意味的说法在中文互联网上频繁出现,用来形容部分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极度节省、精打细算甚至近乎苛刻的消费习惯。从把一张纸巾撕成两半用,到洗澡水收集起来冲厕所,再到超市打折时段排队抢购半价便当,这些场景经社交媒体传播后,让不少中国网友直呼“难以想象”。然而,若仅以猎奇眼光看待“日本抠逼”现象,就容易忽略其背后复杂的社会经济逻辑。事实上,这种极致节约并非个别怪癖,而是日本社会长期形成的节约传统、经济环境与个人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日本抠逼”现象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在饮食方面,不少日本人习惯按克计算食材用量,冰箱里贴着保质期清单,剩饭剩菜严格分类保存;在穿着上,二手衣物店和“古着”文化盛行,修补衣物而非直接丢弃是常见做法;在居住方面,小户型公寓流行,家具家电追求耐用而非新款。日本媒体曾报道过一些极端案例:有人每月生活费控制在两万日元以内,有人十年不买新衣服,还有人靠记录每一笔支出把家庭开支压缩到极限。这些做法在中文语境中被统称为“日本抠逼”,但在日本本土,它们更多被归入“节约术”“节約生活”的范畴,甚至被视为一种生活智慧。
“日本抠逼”文化的形成有多重背景。首先是地理与历史因素:日本资源匮乏,灾害频发,长期形成了“物尽其用”的传统,江户时代的“始末”思想至今仍有影响。其次是经济因素:上世纪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进入长期低增长阶段,非正规雇佣增加,收入预期不稳,促使普通家庭压缩开支。再者是社会文化因素:日本社会强调不给人添麻烦,节俭常被视为美德而非寒酸。此外,近年来“断舍离”“极简主义”“低欲望社会”等理念流行,与传统的节约习惯相互叠加,让“日本抠逼”从被动省钱演变为一种主动的生活方式选择。
不过,“日本抠逼”现象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一方面,极致节约确实帮助一些低收入群体维持生活,减少浪费也符合环保理念;另一方面,过度压缩消费可能带来营养不均衡、社交隔离等问题,部分年轻人因省钱而放弃旅行、聚会甚至恋爱,被批评为“过度节俭综合征”。日本经济学者指出,如果大量民众长期抑制消费,会进一步拖累内需,形成“节约悖论”。与此同时,中文网络上的“日本抠逼”讨论也常带有刻板印象,将个别极端案例放大为整个民族的标签,这并不客观。真实情况是,大多数日本人的节约属于理性规划,而非病态抠门。
总体来看,“日本抠逼”是一个被网络语言包装过的社会现象,其内核是日本社会在资源约束和经济压力下形成的节约文化与生活策略。对普通读者而言,与其嘲讽或效仿极端做法,不如从中借鉴合理的理财意识和环保习惯,同时避免陷入过度节俭的误区。理解“日本抠逼”背后的社会语境,比简单贴标签更有意义,也能让我们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重新思考“需要”与“想要”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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