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中心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左派、右派，以及两大阵营中间几乎所有人共同厌恶的对象。这给硅谷带来巨大难题，而这场争议，部分根源其实是行业自身造成的。 数月以来，本刊同事持续跟踪各地不断高涨的反数据中心浪潮，纽约、德州等人口大州都出台禁令抵制新建数据中心。近期大量新增案例，更印证这种反对情绪已经蔓延至全美。就在几周前，向来政策宽松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州长格雷格・阿博特，因担忧数据中心耗水耗电问题，叫停了该州合计 1800 座数据中心的建设。紧接着周二，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州长乔希・夏皮罗签署行政令，严格限制本州数据中心扩建。 周三，一则短视频全网刷屏：Liquid Death 罐装水品牌，与前 NFL 球星特拉维斯・凯尔西、杰森・凯尔西兄弟创立的车库啤酒公司联合造势。两家初创企业呼吁民众大量饮用淡皮尔森啤酒和罐装水，排尿后收集尿液统一运送储存，宣称可供数据中心液冷系统使用。我倾向于认为这只是噱头，但也不敢完全下定论：Liquid Death 与凯尔西兄弟的车库啤酒均拒绝对本文置评。据 TechCrunch 报道，业内确实有人探讨利用尿液为数据中心降温的可行性，各位可自行判断此事真伪。 如今数据中心已经和难缠姻亲、肠镜检查、黑甘草归类到一起：几乎人人都心生反感。Embold 民调显示：共和党选民中，反对人数超出支持者 43 个百分点；独立选民差值 65 个百分点；民主党选民差值高达 75 个百分点。 Embold Research 联合创始人迈克・格林菲尔德看到这份数据时，对一年内反对率暴涨感到震惊。这位曾任职贝宝、领英的数据分析师，自 2017 年开始从事民调工作，他表示：“常有人问我，做民调以来最意外的发现是什么？我一般会说，大众态度通常十分稳定，看法很难改变。这件事显然是特例。” 他认为，如此激烈的反数据中心情绪，历史上少有参照，和当年推动禁酒令诞生的民众思潮有相似之处。 显而易见，各地抵制新建数据中心，对硅谷而言绝非好消息 —— 数据中心正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根基。而科技行业自身的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其中一大失误，就是选用了非常不妥的比喻：将数据中心比作驱动工业革命的工厂。诚然，工厂推动了 19 世纪现代化，但工厂同时也是充斥苦难、环境恶劣的场所。这套说辞几乎等同于宣称：数据中心很棒，就像地牢、煤矿和牙科手术室。 目前，没人能预判这场围绕数据中心的争论最终走向：是效仿水力压裂技术，在 2000 年代遭遇抵制后顺利存活；还是重蹈核电覆辙，在七八十年代持续的反对声中发展受阻。扩建数据中心带来的长期影响，尚无明确定论。正如耶鲁大学姚远教授谈及该议题时所说：“数据中心确实会产生环境影响，但影响程度高度依赖具体场景。” 数据中心产业的走向，很大程度取决于硅谷能否协同开展有效的公关宣传，而不是简单一句 “人工智能前景大好，大家放心相信我们”。格林菲尔德提到：“克劳德代码模型是出色的工具，但建设数据中心的各家企业，并没有做好面向硅谷以外普通选民、普通大众的叙事沟通。” 行业部分企业已经开始采纳知名公关专家陆璐・程・梅瑟维的建议，她曾发文称：“最久经考验的公关手段，就是给民众带来实际好处。” 据报道，押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甲骨文，已在德州乡村地区 “木星项目” 数据中心周边向本地慈善机构捐款，甚至出资赞助恐龙挖掘主题乐园，供小朋友发掘仿真恐龙化石。本刊记者埃米・多克瑟・马库斯也提到，Anthropic、OpenAI、谷歌都试图塑造新叙事：人工智能有望治愈重症顽疾。这套宣传遭到传统科研人员抨击，认为属于夸大炒作；但作为拉拢大众的宣传攻势，“攻克癌症” 确实抓人眼球。 有两件事相对更容易预判：其一，科技企业将在中期选举投入巨额竞选资金。共和党全国参议员委员会（负责帮助共和党人拿下参议院席位）向多家头部 AI 企业发送内部备忘录，警告抵制数据中心或将让共和党输掉俄亥俄州参议院席位，直白呼吁支持 AI 事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增加捐款。 其二，消费级人工智能硬件市场前景堪忧：OpenAI 联合乔尼・艾夫设计、售价超 300 美元的环形音箱设备，会不会问世即遇冷？Meta 定价 299 美元的新款智能眼镜销量会不会大幅下滑？这款眼镜早已引发隐私争议，外界担忧其具备隐蔽拍摄功能。 大众之所以普遍反感数据中心，是因为它具象化了很多人内心对新技术的恐惧。我不禁思考：会有多少人愿意随身佩戴，同样勾起这类焦虑的智能设备？
加沙地区巴以冲突延宕：人道危机加剧，停火谈判艰难推进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区巴以冲突已从一场局部军事对抗演变为牵动全球的地缘政治议题。加沙地带面积仅约365平方公里，却居住着两百多万人口，长期处于封锁与贫困之中。冲突的根源可追溯至领土划分、难民安置、耶路撒冷地位等历史遗留问题，武装袭击与军事报复的循环反复上演，使和平进程屡屡受挫。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炮火，更是随时可能失去家园与亲人的绝望。
人道主义状况是当前最紧迫的议题。持续的空袭与地面行动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医院、学校、供水与供电系统濒临瘫痪。许多家庭被迫多次迁移，挤在临时帐篷或避难所中，食物、清洁饮水与药品极度短缺，传染病风险上升。联合国机构多次警告，当地面临饥荒与公共卫生灾难的风险，而援助物资的准入与分发仍受到通行限制、安全检查与安全局势的多重制约，救援人员自身也面临生命危险。
在外交层面，停火谈判始终在曲折中推进。埃及、卡塔尔与美国等扮演调解角色，围绕临时停火、被扣押人员交换、人道援助通道等议题反复磋商。分歧主要集中在停火的持续时间、以军未来在加沙的部署安排以及战后治理模式。联合国安理会多次通过决议，呼吁保护平民、扩大人道准入，但决议落实与战场现实之间仍存在明显落差。地区局势的外溢效应同样不容忽视，红海航运受阻、黎巴嫩边境紧张、地区武装力量介入，都让冲突的解决更加复杂。
关于加沙的未来，国际社会讨论较多的是“两国方案”与战后重建问题。支持者认为，只有在政治层面明确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与建国前景，才能打破暴力循环；反对者则担心安全安排难以保障。重建需要巨额资金与长期稳定的停火环境，还需要解决谁来治理、谁来监督、援助如何避免被挪用等现实难题。对加沙民众来说，重建不只是房屋与道路，更是对正常生活的重新期待。
总体来看，加沙地区巴以冲突短期内难以彻底平息，军事手段无法带来持久安全，这也是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实现可持续停火、缓解人道危机、重启有意义的政治谈判，仍是走出困局的三条主线。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与务实斡旋，对于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至关重要。中东和平之路漫长而艰难，但停止流血、保护平民，应当是各方不可回避的最低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