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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投资者在港银行不动户核查迎关键节点,资金来源声明是重启账户关键
近期有消息称,有在港银行对部分存量内地投资客户启动资金来源声明程序,并设置了8月20日(若未提交可能暂停投资服务)、9月12日(若未提交可能终止投资服务)等时间节点。 据第一财经记者多方了解,包括汇丰香港、中资银行香港分支机构在内的部分香港持牌机构在近期的确有上述举措,但主要对象为长期“不动户”。汇丰发言人对第一财经回应称:“我们在管理投资客户关系时,会遵循相关监管要求。因此,我们邀请相关中国内地投资者提供自我声明,并确认其在‘了解你的客户’(KYC)及‘客户尽职调查’中提供的信息为最新且有效。此举有助于我们持续为客户无间断地提供服务。此次最新的声明要求仅适用于我们的投资服务客户。”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在港银行上述举措仍是基于香港金融管理局5月22日(与香港证监会通函同步)所发通告,而非另有新的政策或监管指导。通告中明确了银行开立账户及与客户维持关系时应采取的监控措施,并针对开立和管理内地投资者的投资账户提出三项额外措施:一是关闭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开立的投资账户(包括开户核查);二是关闭零结余不动投资账户(包括不动户核查);三是开立新的投资账户时需采取额外措施,其中包括向该内地投资者取得书面声明。 上述“书面声明”包括四项内容,其中之一即“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均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通函要求,其后一旦发现有关客户的资金来源属不合法,或违反内地任何资本管制法规,注册机构应关闭其投资账户。 但并非只有新开立账户需要签署这份“书面声明”,通函在不动户核查及重启要求中也包含了对资金来源的声明程序,近期恰逢重要时间节点。 根据上述针对内地投资者账户的三项额外措施之第二项,为减轻零结余不动投资账户所涉及的不必要风险(例如账户遭不法分子利用),注册机构应采取5项具体举措。其一是自通告起计3个月内进行核查,以识别所有零结余不动投资账户(不动户核查);其二是提前通知已识别账户的客户,除非注册机构能够圆满地完成相关重启程序,否则应暂停已识别出的账户展开任何新交易。 上述“重启程序”就包括向该内地投资者取得“书面声明”。这也意味着,一旦内地投资者在港持牌机构所开立的存量投资账户被识别为“不动户”,后者就将面临一项与新开立账户同样的要求,即需要补签一份“书面声明”才能重启账户的投资功能,其中也包括确认资金来源的合法合规性。对于存量正常使用的,即处于活跃状态的内地投资者账户,理论上暂时不受影响。 所谓“零结余不动投资账户”,是指由内地投资者持有的投资账户,而该账户截至2026年5月22日(参考日期)均无任何资产结余,且在参考日期起计前12个月内并无由客户展开的活动。 据汇丰香港客服人员介绍,对于新规之后在该行开立综合账户的中国内地投资者,激活账户投资功能时需要额外签署一份书面声明,声明内容包括确认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为中国内地之外的合法渠道。该工作人员透露,基于新的监管要求,存量和新开内地投资者账户都可能会收到签署书面声明的“弹窗”提示。尤其对于部分已开通投资功能但长期未使用的存量内地投资者账户,该行也会提示其签署“书面声明”,若这类投资者一直未登录或忽略以及选择不签署书面声明,账户的投资功能可能会在(进入)9月份之后被“停掉”。 根据监管要求,对于被识别为“不动户”的账户,如注册机构未能圆满地完成上述重启程序,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客户存在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否则应在通告发布之日起计6个月内关闭已识别出的账户。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这类“不动户”在开户核查时被查出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开户,账户将在6个月内被关闭,即不再有重启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签署声明仅为客户自行承诺,不等于银行已完成对资金来源的实质性核查或验证。通函未提出银行等注册机构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核实客户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但不排除不同银行基于KYC等根据客户不同风险情况提出额外要求。 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时,上述汇丰香港工作人员也强调,该行只提供“书面声明”供客户选择签署或者不签署,不涉及资金来源的核实与证明,但客户同意并签署声明后,该行会基于监管要求配合监管部门的查证需要。 这也意味着,客户需要自己对声明内容(包括资金来源)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负责,机构需要对程序性事宜负责。香港金管局要求,注册机构应就每名客户的“不动户”所进行的重启程序,以易于取览的方式备存妥善纪录,作合规审查及审计之用。注册机构须按要求就开户核查及不动户核查向金管局提交报告。对于被发现没有圆满地进行相关核查或处理账户关闭和客户查询与投诉事宜的注册机构,金管局将考虑是否须采取适当的风险纾减措施及监管行动,以限制注册机构的受规管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招揽行为及开户活动。

释永信算得上高僧吗?争议背后该看的三条标准
「释永信算得上高僧吗」这个问题,几乎每隔几年就会被网络重新翻出来讨论一次。争论之所以长期无法平息,是因为释永信身上存在一种强烈的反差:一边是千年古刹少林寺的方丈、少林功夫走向世界的主要推手;另一边是大量商标注册、公司化运作、景区门票分成纠纷与接连不断的舆论风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一件事——「高僧」到底是一个宗教修行概念,还是一个公众道德标签。
在佛教自身的语境里,「高僧」并非职称,也没有官方认定机构。《高僧传》一类的典籍所收录的人物,大致具备几个共同特征:戒律精严、解行并重、有修有证,且能化导一方、护持正法。翻译经典、注疏立说、苦行头陀、兴复丛林、护法卫教,都算得上「高」的路径。换句话说,传统标准是两条线并行:一条看个人的行持与修证,一条看对佛教与社会的实际贡献。评价释永信,也绕不开这两条线。
从贡献这条线看,释永信确有实绩。他1981年入少林寺出家,1999年升座方丈,接手的是一座历经动荡、僧才凋零、殿宇失修的古刹。此后数十年间,少林寺完成大规模殿堂修复,重建僧团与寺院管理制度,整理出版少林功夫典籍,推动「少林功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在海外设立数十个少林文化传播机构。公益层面,少林寺在汶川地震、疫情防控等节点均有捐款捐物,也办过慈幼院一类的事业。若以「兴寺、弘法、护教」衡量,他做成的事,是绝大多数僧人一生难以企及的。
但争议恰恰出在这条线的实现方式上。批评者指出,少林寺大规模注册商标、成立实业公司、武僧团全球商业演出、景区门票与地方分成长期拉扯,甚至一度传出「上市」传闻,这些都让宗教场所与商业主体的边界变得模糊。2015年那场实名举报风波,更把他推到风口浪尖: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对部分举报内容给出「不实」结论,同时对个别管理问题提出整改要求,但舆论层面的疑问并未随之彻底消散。加上公众对「高僧」二字的想象,本身就带有道德完人的色彩——不近名利、不涉纷争、超然物外。以这种近乎圣人的尺度去量一位现实中必须与政府、景区、资本、媒体周旋的寺院管理者,落差几乎是必然的。
所以,释永信算不算高僧,恐怕不存在一个人人服气的一锤定音。若以兴寺弘法、文化传播、僧团重建来衡量,他交出的答卷远比多数同行厚重;若以传统戒律的清净出世形象来衡量,他的商业化路径始终是一道减分项。更贴近事实的说法或许是:他是一位极具争议的宗教管理者与改革者,其功过都写在同一套逻辑里——正是那套让他把少林寺推向世界的方法,也让他不断被质疑。至于「高僧」二字,与其说是对一个人的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一代公众对宗教人物的价值期待。最终的答案,可能要交给时间,以及教内自己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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