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W 主席肖恩・费恩称该提案意在绕开常规谈判流程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成员投票否决迪尔公司将劳资合同延期两年的提案，双方将在 2027 年开启新一轮新合同谈判。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投票驳回了迪尔公司的提案，该提案希望将现有劳资集体合同延期两年，这预示着明年新一轮新合同谈判大概率会充满矛盾与博弈。 这家农业设备制造商上月向工会工人开出条件：若工人在 8 月底前接受方案，未来两年每年加薪 4%，同时发放 3000 美元奖金。按照这份提案，当前原本将于 2027 年到期的劳动合同，有效期将延长至 2029 年。 公司表示，如果执行本次延期方案，2021 版合同中约定的养老金、医保保障、生活成本工资调整（COLA）以及其他福利待遇均保持原样不作改动。 UAW 主席肖恩・费恩对这份史无前例的延期提案予以抨击，称企业此举就是为了规避正常的集体谈判程序。他指出，这份提案既没有解决迪尔工会工厂业务外包问题，也没有出台方案召回 1600 名被裁员的员工。 “公司的提案没有回应工会成员心中关切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就业保障。” 费恩于周日表态，“2027 年谈判桌上我们再和迪尔一较高下。” 迪尔官方尚未就本次投票结果作出回应。 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迪尔公司，曾在 2021 年遭遇 UAW 工人罢工，罢工持续一个多月。工人们先后两次否决企业的合同草案，之后才批准一份六年期协议；协议约定工人立即加薪 10%，每人发放 8500 美元奖金。 今年 7 月工会向迪尔递交了针对延期方案的反提案，迪尔予以拒绝，称工会反提案相比公司的延期方案，会让企业多出约 5 亿美元成本。 迪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设备需求下行，这份反提案与迪尔希望为员工提供工作连续性与确定性的目标背道而驰。” 迪尔在北美大功率农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自 2023 年以来该市场需求急剧下滑。农产品市场价格走低，叠加燃料、化肥成本高企，挤压农户收入，农户因此暂缓采购拖拉机、收割机等各类农机设备。 即便农业行业景气低迷，迪尔依旧保持盈利。公司通过大规模裁员严控成本，同时工程机械板块与其他业务利润实现增长。过去一年该股累计上涨 29%，跑赢标普 500 指数。 费恩表示，近些年来迪尔将股东利益与高管薪酬置于工人权益之上。“企业首先应当召回 1600 名被裁员工，并且保证未来两年不再裁员。”
韩国母子三人引关注：单亲家庭背后的现实处境
“韩国母子三人”这一说法近期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和社交平台的讨论中，通常指一位母亲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的家庭组合。在韩国，这类家庭的数量正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增加。一方面，韩国的合计生育率连续多年低于1.0，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另一方面，结婚年龄推迟、离婚率上升、非婚生育逐渐被看见，使得“母亲+两个孩子”的小型家庭成为统计数据和公共政策中不可忽视的群体。它们既可能出现在求助类报道里，也可能出现在地方政府的福利案例中，因此被反复提及。
经济压力是韩国母子三人家庭最直接的难题。抚养两个孩子意味着住房、托育、医疗、教育四项支出叠加，而韩国以私教育费用高昂著称，课外补习开支在家庭消费中占比不小。单亲母亲往往因育儿中断职业生涯，重返劳动力市场后收入明显下降，容易陷入“育儿—失业—贫困”的循环。租房押金和月租负担，也让不少母子三人家庭长期居住在面积狭小的租赁住宅或考试院式住所中，居住稳定性成为另一重压力。
在制度层面，韩国设有单亲家庭支援相关法律，配套包括儿童津贴、育儿假、托育费用补贴、住房与就业援助等措施，地方层面还会提供紧急生活救助、课后托管和心理咨询服务。但在实际申请过程中，收入认定标准、材料准备复杂度、地区间服务差异等问题，让部分母子三人家庭难以获得完整支持。信息不对称也是常见障碍——不少母亲并不清楚自己可以申请哪些项目，或因为担心被贴上标签而主动放弃。
舆论层面的呈现同样值得注意。“母子三人”作为新闻标题中的组合词，容易让个别事件被放大解读，也可能让当事人被简单标签化。近年来，韩国社会开始更多讨论家庭形态的多样化，单亲、隔代、跨国家庭逐渐进入公共视野，影视作品和纪录片也把镜头对准了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母亲。对“韩国母子三人”这一群体的关注，本质上是对低生育率时代家庭支持体系是否足够的追问：托育能否更可及、住房能否更稳定、母亲能否在不牺牲职业的前提下育儿，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类似家庭是被看见，还是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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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母子三人引关注：单亲家庭背后的现实处境
“韩国母子三人”这一说法近期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和社交平台的讨论中，通常指一位母亲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的家庭组合。在韩国，这类家庭的数量正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增加。一方面，韩国的合计生育率连续多年低于1.0，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另一方面，结婚年龄推迟、离婚率上升、非婚生育逐渐被看见，使得“母亲+两个孩子”的小型家庭成为统计数据和公共政策中不可忽视的群体。它们既可能出现在求助类报道里，也可能出现在地方政府的福利案例中，因此被反复提及。
经济压力是韩国母子三人家庭最直接的难题。抚养两个孩子意味着住房、托育、医疗、教育四项支出叠加，而韩国以私教育费用高昂著称，课外补习开支在家庭消费中占比不小。单亲母亲往往因育儿中断职业生涯，重返劳动力市场后收入明显下降，容易陷入“育儿—失业—贫困”的循环。租房押金和月租负担，也让不少母子三人家庭长期居住在面积狭小的租赁住宅或考试院式住所中，居住稳定性成为另一重压力。
在制度层面，韩国设有单亲家庭支援相关法律，配套包括儿童津贴、育儿假、托育费用补贴、住房与就业援助等措施，地方层面还会提供紧急生活救助、课后托管和心理咨询服务。但在实际申请过程中，收入认定标准、材料准备复杂度、地区间服务差异等问题，让部分母子三人家庭难以获得完整支持。信息不对称也是常见障碍——不少母亲并不清楚自己可以申请哪些项目，或因为担心被贴上标签而主动放弃。
舆论层面的呈现同样值得注意。“母子三人”作为新闻标题中的组合词，容易让个别事件被放大解读，也可能让当事人被简单标签化。近年来，韩国社会开始更多讨论家庭形态的多样化，单亲、隔代、跨国家庭逐渐进入公共视野，影视作品和纪录片也把镜头对准了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母亲。对“韩国母子三人”这一群体的关注，本质上是对低生育率时代家庭支持体系是否足够的追问：托育能否更可及、住房能否更稳定、母亲能否在不牺牲职业的前提下育儿，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类似家庭是被看见，还是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