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监管的趋势下,今年以来,金融管理部门针对银行绩效考核机制违规问题密集“亮剑”,精准指向银行存贷业务“内卷”源头。 8月7日,福建、江西两地金融监管局在同一天披露罚单,永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宜春农村商业银行两家银行均因“绩效考核指标设置违规”被罚。 其中,永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个人经营性贷款贷前调查不尽职、贷后管理不到位,违规设置绩效考核指标,自助循环类个人贷款贷后管理不到位,借新还旧及重组贷款管理不到位,被罚款150万元;宜春农村商业银行因违规设定存款考核指标、数据不真实、虚增存贷款规模,被罚款90万元。 《金融时报》记者注意到,银行违规设置、下达绩效考核指标的乱象并非个例。年内已有超10家银行因“违规下达考核指标”被监管处罚,且多为百万元级的大额罚单。 具体来看,今年1月,松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违规设置时点考核指标等违规行为,合计被罚款150万元;2月,四川凉山农商银行因绩效考评指标和机制不合规等原因被罚款120万元。此外,福建沙县农商银行、大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违规下达存款考核指标等原因分别被罚款170万元、145万元。 在严格落实“双罚制”的背景下,机构处罚与个人追责同步实施已成为行业监管常态。例如,在上述永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罚单中,责任人凌婷被警告并罚款5万元;宜春农村商业银行林琳、胡曦阳两名责任人则被警告并罚款共计18万元。 对于银行业而言,“违规设定存款考核指标”的制度违规与“虚增存贷款规模”的业务违规之间通常存在着深层因果关联。从监管罚单披露的违规事由来看,两类违规问题往往相伴发生。 根据宜春农村商业银行的罚单详情,其处罚事由除了“违规设定存款考核指标”外,还包含“数据不真实”与“虚增存贷款规模”两大核心问题。 此外,在今年1月广西北部湾银行收到的金额高达205万元的罚单中,涉及贷款资金支付管理不尽职、以贷转存、虚增存贷款、存款考核指标设立违反监管规定等多项违法违规行为。 在业内人士看来,虚增存贷款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银行内部不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与短期的“规模情结”。金融管理部门此次加大处罚违规绩效考核指标力度,核心是从源头治理规模导向乱象。 “以往针对虚增存贷款等业务违规的处罚属末端治理,只要考核指挥棒不变,基层违规内生动力就难以根除。”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监管的处罚逻辑正从“罚业务”向“罚机制”延伸,穿透至内部制度根源,配合双罚制追责管理人员,精准打击考核病灶,体现穿透式、源头化监管思路。 《金融时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已多次表态并引导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结”,强调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提升信贷资产质效。 从行业整改成效来看,信贷投放领域的恶性价格竞争得到有效遏制,以高息揽储、以价换量为代表的粗放式竞争乱象明显收敛。但长期固化的“规模情结”“速度焦虑”,以及由此配套失衡的内部考核机制,仍是银行业深化“反内卷”需要啃下的“硬骨头”。 “银行要跳出‘规模情结’,需将考核逻辑从‘规模导向’转向‘价值导向’。”薛洪言受访时表示,要构建以风险调整后收益为核心的体系,引入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RAROC)、经济增加值、模拟利润等指标,将风险、运营、资本成本分摊至业务和经营单元。同时,也要优化指标结构,降低时点规模权重,提升日均规模、客户综合贡献度、资产质量、客户留存、绿色信贷、服务实体等长期质量指标权重,并差异化设置。
《爱经》印度完整版:一部被误读千年的古印度生活百科
提到《爱经》,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猎奇式的想象。然而所谓「爱经 印度完整版」,其梵文原名是《卡玛苏特拉》(Kāmasūtra),成书于公元三至四世纪,作者筏蹉衍那(Vātsyāyana)并非凭空杜撰,而是在前人「伽摩学」传统上所做的系统整理。在古印度知识体系中,人生被划分为 Dharma(法、义务)、Artha(利、财富)、Kama(欲、感官享乐)与 Moksha(解脱)四大目标,《爱经》正是「欲」这一支的权威论著。它讨论的是城市中产阶层的完整生活方式——如何求学、如何置产、如何择偶、如何维系婚姻,性爱只是其中一部分,且被安置在礼仪与伦理的框架之内。
从结构看,完整版共七篇、三十六章、约一千二百五十节偈颂。第一篇《总论》交代成书缘由与人生四要;第二篇《性爱篇》详述前戏、体位与双方感受,强调 consent(双方自愿)与情感投入,而非单纯技巧;第三篇《择偶篇》讲求偶与婚礼程序;第四篇《妻室篇》谈一夫多妻制下的家庭秩序与女性处境;第五篇《他妻篇》论述婚外情的风险与劝诫,历来争议最大;第六篇《交际花篇》记录都市艺伎的职业伦理与经济独立;第七篇《秘术篇》则涉及草药、魅惑与身体保养。可见其内容跨度远超「性」本身,更接近一部古印度城市生活的百科手册。
该书的版本流传颇为复杂。现存最早的完整梵文校勘本由印度学者杜尔加普拉萨德(Durgaprasad)于十九世纪末整理刊行;英国东方学家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一八八三年出版的英译本虽流传极广,却因维多利亚时代的语境而带有刻意的露骨化处理,反而加深了西方的猎奇印象。二十世纪以来,印度与欧美学者陆续推出更严谨的注释本与学术译本,逐步还原其文本层次——其中不少段落明显出自更早的编纂者之手,筏蹉衍那本人更像一位博学的编订者而非唯一作者。中文世界的完整译本出现较晚,且长期以节译、改写本流通,读者所见常非原貌。
今天的阅读应把《爱经》放回其历史语境。它诞生于城市繁荣、商业活跃的笈多时代前夕,反映的是有闲阶层的审美趣味与性别秩序,其中对女性受教育、艺伎财产权的讨论,在南亚古代文献中并不多见;同时它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局限,如种姓等级与男权视角。把它当作情色读物,既窄化了文本,也遮蔽了它作为社会史与生活史材料的价值。对中文读者而言,选择有学术注释的完整译本、留意译者立场与底本来源,才是理解「爱经 印度完整版」的正确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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