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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级罚单频现!多家银行因“违规下达考核指标”领罚

2026年11月20日 17:29 · 宇文曼欣 · 阅读 2

在严监管的趋势下,今年以来,金融管理部门针对银行绩效考核机制违规问题密集“亮剑”,精准指向银行存贷业务“内卷”源头。 8月7日,福建、江西两地金融监管局在同一天披露罚单,永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宜春农村商业银行两家银行均因“绩效考核指标设置违规”被罚。 其中,永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个人经营性贷款贷前调查不尽职、贷后管理不到位,违规设置绩效考核指标,自助循环类个人贷款贷后管理不到位,借新还旧及重组贷款管理不到位,被罚款150万元;宜春农村商业银行因违规设定存款考核指标、数据不真实、虚增存贷款规模,被罚款90万元。 《金融时报》记者注意到,银行违规设置、下达绩效考核指标的乱象并非个例。年内已有超10家银行因“违规下达考核指标”被监管处罚,且多为百万元级的大额罚单。 具体来看,今年1月,松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违规设置时点考核指标等违规行为,合计被罚款150万元;2月,四川凉山农商银行因绩效考评指标和机制不合规等原因被罚款120万元。此外,福建沙县农商银行、大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违规下达存款考核指标等原因分别被罚款170万元、145万元。 在严格落实“双罚制”的背景下,机构处罚与个人追责同步实施已成为行业监管常态。例如,在上述永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罚单中,责任人凌婷被警告并罚款5万元;宜春农村商业银行林琳、胡曦阳两名责任人则被警告并罚款共计18万元。 对于银行业而言,“违规设定存款考核指标”的制度违规与“虚增存贷款规模”的业务违规之间通常存在着深层因果关联。从监管罚单披露的违规事由来看,两类违规问题往往相伴发生。 根据宜春农村商业银行的罚单详情,其处罚事由除了“违规设定存款考核指标”外,还包含“数据不真实”与“虚增存贷款规模”两大核心问题。 此外,在今年1月广西北部湾银行收到的金额高达205万元的罚单中,涉及贷款资金支付管理不尽职、以贷转存、虚增存贷款、存款考核指标设立违反监管规定等多项违法违规行为。 在业内人士看来,虚增存贷款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银行内部不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与短期的“规模情结”。金融管理部门此次加大处罚违规绩效考核指标力度,核心是从源头治理规模导向乱象。 “以往针对虚增存贷款等业务违规的处罚属末端治理,只要考核指挥棒不变,基层违规内生动力就难以根除。”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监管的处罚逻辑正从“罚业务”向“罚机制”延伸,穿透至内部制度根源,配合双罚制追责管理人员,精准打击考核病灶,体现穿透式、源头化监管思路。 《金融时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已多次表态并引导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结”,强调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提升信贷资产质效。 从行业整改成效来看,信贷投放领域的恶性价格竞争得到有效遏制,以高息揽储、以价换量为代表的粗放式竞争乱象明显收敛。但长期固化的“规模情结”“速度焦虑”,以及由此配套失衡的内部考核机制,仍是银行业深化“反内卷”需要啃下的“硬骨头”。 “银行要跳出‘规模情结’,需将考核逻辑从‘规模导向’转向‘价值导向’。”薛洪言受访时表示,要构建以风险调整后收益为核心的体系,引入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RAROC)、经济增加值、模拟利润等指标,将风险、运营、资本成本分摊至业务和经营单元。同时,也要优化指标结构,降低时点规模权重,提升日均规模、客户综合贡献度、资产质量、客户留存、绿色信贷、服务实体等长期质量指标权重,并差异化设置。

浙江女首富债务危机再起:昔日800亿帝国如何走到今天

曾几何时,这位浙江女首富是无数创业者口中的传奇。从饰品小作坊起步,她用二十余年时间搭建起横跨制造、地产、金融的庞大商业版图,个人身家一度被外界估算超过800亿元,稳坐浙江女企业家头把交椅。然而,伴随宏观去杠杆与地产周期下行,其旗下集团自2018年起频繁曝出债券违约、信托逾期,浙江女首富债务问题由此浮出水面,并在此后数年不断升级,成为观察中国民营企业高杠杆扩张风险的典型样本。

从公开披露的信息看,浙江女首富债务的规模与结构都颇为复杂。集团层面负债一度被指超过千亿元,其中既有银行流动资金贷款,也有大量通过债券市场、信托计划和私募基金滚动融资形成的有息负债。短债长投、以新还旧的模式在流动性宽松时尚可维系,一旦再融资渠道收紧,资金链便迅速绷紧。多只公司债相继触发交叉违约,部分资产被司法冻结,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比例高企,债务风险沿着担保链条向关联企业蔓延,债权人涵盖数十家金融机构与众多中小供应商。

债务危机爆发后,围绕浙江女首富债务的处置经历了多轮博弈。一方面,地方政府牵头成立纾困协调机制,推动银行债权人委员会统一行动,避免抽贷断贷引发连锁反应;另一方面,企业尝试通过出售地产项目、引入战略投资者、债务展期与债转股等方式自救。但由于资产处置周期长、估值缩水严重,加之部分债权人对重组方案分歧较大,重整进程屡屡延宕。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申请后,管理人开始全面清查资产负债,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中小债权人维权诉求也持续升温。

剖析浙江女首富债务的成因,既有企业自身盲目多元扩张、内部治理与风控缺位的问题,也折射出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深层矛盾。在流动性充裕阶段,依靠抵押与互保即可获得巨额授信,规模冲动压倒了现金流管理;当监管收紧、行业景气度回落,高杠杆模式的脆弱性便暴露无遗。这一案例提醒市场,企业扩张必须与自身造血能力匹配,债务结构应保持合理久期,过度依赖短融长投和股权质押终究难以持续。对金融机构而言,如何在做大业务与风险穿透之间取得平衡,同样是亟待回答的课题。

如今,浙江女首富债务处置仍在推进之中,昔日商业帝国的命运尚未尘埃落定。无论最终重整方案如何落地,这起牵动业界的债务事件都已留下深刻警示:首富光环并非护身符,稳健经营才是企业穿越周期的底气。对于仍在高负债边缘试探的民营企业来说,主动降杠杆、回归主业、完善治理,或许比追逐规模排名更为重要。市场也将持续关注该案的后续进展,以及它对区域金融生态和民企融资信心的长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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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级罚单频现!多家银行因“违规下达考核指标”领罚

2026年11月20日 17:29 · 来源:云容月

在严监管的趋势下,今年以来,金融管理部门针对银行绩效考核机制违规问题密集“亮剑”,精准指向银行存贷业务“内卷”源头。 8月7日,福建、江西两地金融监管局在同一天披露罚单,永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宜春农村商业银行两家银行均因“绩效考核指标设置违规”被罚。 其中,永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个人经营性贷款贷前调查不尽职、贷后管理不到位,违规设置绩效考核指标,自助循环类个人贷款贷后管理不到位,借新还旧及重组贷款管理不到位,被罚款150万元;宜春农村商业银行因违规设定存款考核指标、数据不真实、虚增存贷款规模,被罚款90万元。 《金融时报》记者注意到,银行违规设置、下达绩效考核指标的乱象并非个例。年内已有超10家银行因“违规下达考核指标”被监管处罚,且多为百万元级的大额罚单。 具体来看,今年1月,松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违规设置时点考核指标等违规行为,合计被罚款150万元;2月,四川凉山农商银行因绩效考评指标和机制不合规等原因被罚款120万元。此外,福建沙县农商银行、大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违规下达存款考核指标等原因分别被罚款170万元、145万元。 在严格落实“双罚制”的背景下,机构处罚与个人追责同步实施已成为行业监管常态。例如,在上述永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罚单中,责任人凌婷被警告并罚款5万元;宜春农村商业银行林琳、胡曦阳两名责任人则被警告并罚款共计18万元。 对于银行业而言,“违规设定存款考核指标”的制度违规与“虚增存贷款规模”的业务违规之间通常存在着深层因果关联。从监管罚单披露的违规事由来看,两类违规问题往往相伴发生。 根据宜春农村商业银行的罚单详情,其处罚事由除了“违规设定存款考核指标”外,还包含“数据不真实”与“虚增存贷款规模”两大核心问题。 此外,在今年1月广西北部湾银行收到的金额高达205万元的罚单中,涉及贷款资金支付管理不尽职、以贷转存、虚增存贷款、存款考核指标设立违反监管规定等多项违法违规行为。 在业内人士看来,虚增存贷款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银行内部不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与短期的“规模情结”。金融管理部门此次加大处罚违规绩效考核指标力度,核心是从源头治理规模导向乱象。 “以往针对虚增存贷款等业务违规的处罚属末端治理,只要考核指挥棒不变,基层违规内生动力就难以根除。”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监管的处罚逻辑正从“罚业务”向“罚机制”延伸,穿透至内部制度根源,配合双罚制追责管理人员,精准打击考核病灶,体现穿透式、源头化监管思路。 《金融时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已多次表态并引导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结”,强调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提升信贷资产质效。 从行业整改成效来看,信贷投放领域的恶性价格竞争得到有效遏制,以高息揽储、以价换量为代表的粗放式竞争乱象明显收敛。但长期固化的“规模情结”“速度焦虑”,以及由此配套失衡的内部考核机制,仍是银行业深化“反内卷”需要啃下的“硬骨头”。 “银行要跳出‘规模情结’,需将考核逻辑从‘规模导向’转向‘价值导向’。”薛洪言受访时表示,要构建以风险调整后收益为核心的体系,引入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RAROC)、经济增加值、模拟利润等指标,将风险、运营、资本成本分摊至业务和经营单元。同时,也要优化指标结构,降低时点规模权重,提升日均规模、客户综合贡献度、资产质量、客户留存、绿色信贷、服务实体等长期质量指标权重,并差异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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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开披露的信息看,浙江女首富债务的规模与结构都颇为复杂。集团层面负债一度被指超过千亿元,其中既有银行流动资金贷款,也有大量通过债券市场、信托计划和私募基金滚动融资形成的有息负债。短债长投、以新还旧的模式在流动性宽松时尚可维系,一旦再融资渠道收紧,资金链便迅速绷紧。多只公司债相继触发交叉违约,部分资产被司法冻结,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比例高企,债务风险沿着担保链条向关联企业蔓延,债权人涵盖数十家金融机构与众多中小供应商。

债务危机爆发后,围绕浙江女首富债务的处置经历了多轮博弈。一方面,地方政府牵头成立纾困协调机制,推动银行债权人委员会统一行动,避免抽贷断贷引发连锁反应;另一方面,企业尝试通过出售地产项目、引入战略投资者、债务展期与债转股等方式自救。但由于资产处置周期长、估值缩水严重,加之部分债权人对重组方案分歧较大,重整进程屡屡延宕。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申请后,管理人开始全面清查资产负债,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中小债权人维权诉求也持续升温。

剖析浙江女首富债务的成因,既有企业自身盲目多元扩张、内部治理与风控缺位的问题,也折射出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深层矛盾。在流动性充裕阶段,依靠抵押与互保即可获得巨额授信,规模冲动压倒了现金流管理;当监管收紧、行业景气度回落,高杠杆模式的脆弱性便暴露无遗。这一案例提醒市场,企业扩张必须与自身造血能力匹配,债务结构应保持合理久期,过度依赖短融长投和股权质押终究难以持续。对金融机构而言,如何在做大业务与风险穿透之间取得平衡,同样是亟待回答的课题。

如今,浙江女首富债务处置仍在推进之中,昔日商业帝国的命运尚未尘埃落定。无论最终重整方案如何落地,这起牵动业界的债务事件都已留下深刻警示:首富光环并非护身符,稳健经营才是企业穿越周期的底气。对于仍在高负债边缘试探的民营企业来说,主动降杠杆、回归主业、完善治理,或许比追逐规模排名更为重要。市场也将持续关注该案的后续进展,以及它对区域金融生态和民企融资信心的长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