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专营机构缩减提速:4家总行级摘牌,信用卡分中心关停潮延续
近年来,以“减量提质、降本增效”为导向的组织架构与专营业务收缩,在银行业屡见不鲜,且呈提速之势。 仅据券商中国记者不完全梳理各地金融监管局批复及公开信息,近一年来,4家城商行获批终止总行级持牌专营机构,包括3家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1家信用卡中心,相关业务、债权债务及客户服务全部由总行职能部门统一承接。 也就是说,现在被砍掉的渠道已经不止是低效网点和信用卡分中心了,开始包括其他持牌专营总部了。银行业零售(含小微业务)的底层运营逻辑,悄然重构。 全行业目前有近百家持牌专营机构,业务类型囊括中小微金融服务中心、资金运营中心、信用卡中心、私人银行部、票据营业部、贵金属及大宗商品业务部、汽车消费金融中心、国际业务结算中心、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人民币交易总部等。据轻金融统计,专营机构数量最多的是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40家)、资金营运中心(26家)、信用卡中心(20家)、私人银行部(5家)。 券商中国记者据公开信息梳理,2026年7月10日,广州银行信用卡中心被批复终止营业,这家具备独立金融牌照的总行级信用卡专营中心,成为国内首家整体关停、转型为总行内设信用卡部的持牌信用卡专营机构; 2026年6月22日,河北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被核准终止营业,该机构此前独立开展的小微企业信贷、普惠金融服务全部划转至总行统筹运营; 2025年12月18日,广西北部湾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被监管批复终止营业,该行小微专营业务正式并入总行整体业务体系; 锦州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在2025年9月初被终止,因其该行正处于风险化解与机构整合特殊阶段。 业内人士表示,一些专营机构多为规模扩张期的产物,进入存量竞争阶段后,独立核算所必需的独立场地、系统、人员与风控成本逐步成为负担。在监管和业务导向均由“规模优先”向“减量提质”转向,数字化、集约化运营能力越来越在内部被强调的眼下,砍掉一些能效低的专营机构,成了不少银行降本增效的现实考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2月27日,交通银行公告称,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深化零售板块体制机制改革的议案》。该行拟撤销私人银行专营牌照,进行相关组织架构调整,但其现有私人银行业务服务、权益、流程等均不受影响。 相较于专营总部的结构性调整,信用卡区域分中心的批量撤并更为普遍,成为近年多家银行渠道缩减的共性。 据券商中国记者不完全统计,近一年来,全国累计超70家银行信用卡区域分中心终止营业: 7月份,华夏银行关停重庆信用卡分中心,至此三年内已陆续退出广州、天津、青岛、重庆四大异地分中心,基本完成异地线下网点全面收缩。 再此前,民生银行关闭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东北分中心、华北分中心、华中分中心;广发银行关闭了信用卡中心昌吉分中心、牡丹江分中心。 华夏银行关闭广州、天津和青岛的信用卡分中心。 交通银行关停南昌、深圳、兰州、贵阳、福州、天津等地的信用卡分中心,去年全年关停数量位居行业首位,整体收缩线下信用卡运营网点。 信用卡中心大规模关停潮,与行业下行趋势高度契合。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6.87亿张,较2022年三季度8.07亿张的历史峰值减少了1.2亿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资产质量承压。尽管信用卡不良生成高峰已过,但仍处高位。据媒体统计24家上市银行年报数据,截至2025年末,24家上市行信用卡不良率高达2.56%。 而与此同时,2026年一季度移动支付笔数达561.54亿笔、金额167.15万亿元,均创季度新高,这说明互联网信用支付产品对传统信用卡形成显著替代。 这也就是为什么,市场总能给每次银行关停信用卡中心之举贴上“信用卡业务收缩败退”的标签,但放在整个银行业的转型浪潮中审视,对信用卡业务的组织架构精简,是银行们主动适配行业周期、切割历史粗放发展弊病、重构信用卡业务价值逻辑的系统性改革。 业内分析指出,信用卡区域分中心的核心功能为线下拓客、属地审核、本地催收,随着数字化转型深入,线上获客、智能风控、远程服务全面替代传统线下属地运营模式,大量线下分中心沦为低效成本项。银行集中关停区域分中心,本质是行业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放弃低质量规模扩张,收缩线下冗余渠道,将资源聚焦于存量客户精细化运营和资产质量管控。
美国唐人社十次跨界突围:华人社群如何改写生存法则
过去三十年间,美国各地的唐人街社区经历了从封闭互助到主动融入的深刻转型。所谓「美国唐人社十次」,并非某一组织的官方序列,而是学界与社区工作者对华人聚居区十次标志性集体行动的归纳。这些行动横跨治安自卫、劳工维权、文化保存与政治参与四大领域,勾勒出一条从「隐于巷弄」到「走上台前」的清晰轨迹。第一次行动可追溯至上世纪九十年代纽约华埠的商铺联防计划,商户自发集资聘请巡逻队,扭转了警方响应迟缓的困局,也让「社区自治」第一次成为唐人街公共讨论的核心词汇。
进入新世纪,唐人社的行动重心逐渐从防守转向制度性参与。第三次与第四次行动分别围绕中餐馆劳工权益和语言服务诉讼展开:前者推动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落实,后者迫使市政部门在医院、法院增设中文口译。这两次行动的意义在于,华人社群开始熟练运用法律与舆论工具,将分散的个体诉求转化为可复制的维权模板。第五次行动则是文化层面的反击——当某市议会以「安全」为由要求拆除春节牌楼时,多个唐人街社团联合发起签名与公听会,最终保全了标志性建筑。这一役让「文化空间即生存空间」成为社区共识。
第六至第八次行动集中体现了代际更替带来的策略升级。年轻一代华人借助社交媒体迅速动员,在反亚裔仇恨犯罪高峰期组织跨族裔守夜与巡逻,同时推动学区将亚裔历史纳入课程。第七次行动中,唐人社与拉丁裔社区结成联盟,共同争取社区发展基金,打破了「各扫门前雪」的旧有格局。第八次行动则聚焦小商业数字化转型,多个唐人街商会联合搭建线上平台,帮助老字号餐馆在疫情中维持运营。这些行动显示,美国唐人社十次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条不断吸收新工具、新盟友的演进链条。
第九次与第十次行动最具制度突破意义。第九次行动推动多个城市设立「唐人街文化特区」,以规划手段限制过度商业化对社区肌理的侵蚀;第十次行动则促成华人社区代表进入区域交通与住房委员会,首次在资源分配环节拥有稳定席位。回望这十次行动,其共同逻辑在于:从依赖血缘地缘的封闭网络,转向以议题为纽带的开放联盟;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主动设置议程。当然,挑战依然存在——住房成本攀升、老居民外迁、社团资金分化等问题并未因十次行动而消解。但可以确认的是,美国唐人社十次所积累的组织经验与跨族裔信任,已成为华人社群应对下一轮变局的重要资产。未来能否将十次突围转化为持久的制度性影响力,取决于社区能否在代际之间完成权力与理念的平稳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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