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缘科技及四位高管拟被罚1450万元：招股书与年报虚假记载，中信证券为保荐机构
专题：招股书及年报虚假记载被ST！佳缘科技及责任人将“吃”1450万元罚单 炒股就看金麒麟分析师研报，权威，专业，及时，全面，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8月23日晚间，佳缘科技（维权）连发两份公告，披露公司立案调查结果及拟处罚措施。 公告显示，佳缘科技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招股说明书》中2019年、2020年财务数据及2021年、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证监会拟对公司及4名相关责任人合计罚款1450万元。此外，公司股票自8月24日开市起停牌一天，8月25日复牌后被ST，证券简称变更为“ST佳缘”。 根据证监会调查结果，佳缘科技被认定的违法事实有两项。其一，2019年至2022年，佳缘科技与客户A签署多份科研合同或电子产品采购合同，在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情况下提前确认收入。客户A是公司2019年第二大客户、2020年第一大客户。 其二，2020年，公司介入无锡金都与昆明博远两家公司之间正在履行的购销业务链条，相关交易不具备商业实质。 上述两项违法行为导致佳缘科技2019年至2022年营业收入分别虚增2015.60万元、虚减687.65万元、虚增2803.38万元、虚减2562.47万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绝对值的15.39%、3.61%、8.85%、9.51%。 利润总额方面，公司分别虚增1613.84万元、虚减1569.60万元、虚增1803.93万元、虚减1634.45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比例最高达44.02%。 对此，证监会拟对佳缘科技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600万元；对公司实控人、董事长王进罚款300万元；对副总经理朱伟华和财务总监柳絮分别拟罚款200万元；对另一实际控制人、原董事会秘书尹明君罚款15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佳缘科技董事长王进在2025年4月曾被实施留置并立案调查，彼时公司在相关公告中表示该事项不会对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同年12月王进被解除相关措施并正常履职。 招股书虚假记载中信证券为保荐机构 处罚认定的财务造假，最早追溯至佳缘科技IPO申报期间。 2020年11月30日，佳缘科技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次年6月，公司披露《招股说明书》上会稿，2022年1月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中，报告期为2018年至2020年及2021年上半年。这意味着，招股书报告期内的2019年、2020年财务数据，均被认定为虚假记载。 2022年1月17日，佳缘科技登陆创业板，发行价46.8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10.8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净额9.95亿元，较原计划募资5.90亿元超募4.05亿元。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发行费用合计8483.76万元，其中中信证券收取的保荐承销费为6478.98万元。 上市后，佳缘科技股价在上市次日盘中冲高至99.80元，为上市以来最高价，此后长期回落，停牌前收报17.72元，对应总市值约32亿元。 而在发布被立案调查公告次日，佳缘科技股价“20CM”跌停，全天封死跌停板，股民损失惨重。 业绩表现上，佳缘科技也显得差强人意。2023年至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27亿元、3.37亿元、3.20亿元，2024年同比增长48.11%后，2025年回落下滑5.02%。此外，公司近三年扣非净利润分别为-1628.05万元、330.37万元、-4942.76万元，除2024年外均处于亏损状态。 盈利质量上，2025年公司毛利率22.08%，较2024年的43.15%接近腰斩。现金流方面，2023年至2025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5245.76万元、-5083.09万元、-906.53万元，连续三年为负。2024年公司账面盈利1144.54万元，当年经营现金流同样净流出5083.09万元。 随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落地，投资者索赔通道打开。 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暂定在2022年1月17日至2026年7月8日期间买入，并在2026年7月8日收盘持有佳缘科技股票的受损投资者，可依法主张赔偿。索赔范围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及印花税损失，最终获赔条件以法院认定为准。（佳缘科技维权入口）
张勇妻子舒萍辞任海底捞董事，创始人夫妇治理格局生变
海底捞国际控股在港交所发布公告，宣布公司非执行董事舒萍因个人工作安排辞任董事职务，辞任自公告之日起生效。公告同时表示，舒萍确认与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亦无其他需提请股东及联交所关注的事项。作为海底捞创始人张勇的妻子，舒萍的离任迅速引发市场关注。公司在回应中强调，此次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日常经营，董事会人数及构成仍符合上市规则要求，相关委员会的运作不受影响。
公开资料显示，舒萍与张勇是海底捞最早期的创业伙伴之一。1994年，张勇在四川简阳开出第一家海底捞火锅店，当时只有四张桌子，舒萍与施永宏等人一同参与经营，从采购、服务到门店管理几乎事事亲力亲为。随着海底捞从简阳走向全国，并在2018年9月登陆港交所，舒萍逐步退出一线管理，转以非执行董事身份参与董事会事务，主要负责战略层面的监督与建议。她与张勇的持股主要通过家族信托持有，长期以来是公司稳定的核心股东之一。
舒萍的辞任，被外界放在海底捞近年来一连串治理调整的背景下解读。2021年，公司推出“啄木鸟计划”，一年内关停约300家经营不善的门店，创始人团队重新审视扩张节奏；2022年，杨利娟出任首席执行官，随后公司又启动“硬骨头计划”推动门店复苏。与此同时，海外业务被拆分至特海国际独立上市，张勇在两家平台的角色也逐步从一线经营者转向战略决策者。多名创业元老先后退出董事会或管理层，职业经理人团队的话语权明显上升。
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家族成员退出董事会往往被视为企业走向规范化的信号。舒萍不再担任董事后，海底捞董事会的独立性有望进一步提升，独立非执行董事在关联交易、薪酬与战略审议中的作用会更突出；张勇仍担任董事长并为实际控制人，公司控制权与股权结构保持稳定。对投资者而言，真正影响估值的仍是经营基本面：翻台率、同店销售增速、客单价变化，以及外卖、零售和子品牌等第二增长曲线的表现。
当然，市场对“家族企业”的关注不会因一次辞任而完全消散。张勇夫妇通过信托持有的股份、未来是否进一步减持或调整角色，仍是长期观察点。餐饮行业正处在消费理性化与竞争加剧的阶段，海底捞既要守住服务与供应链的核心优势，也要在开店速度与单店效率之间寻找平衡。舒萍此次退任董事，或许只是创始团队逐步淡出日常治理的一个注脚，但它提示投资者：海底捞正在用更制度化的方式，回答“后创始人时代”如何继续增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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