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招股书及年报虚假记载被ST!佳缘科技及责任人将“吃”1450万元罚单 炒股就看金麒麟分析师研报,权威,专业,及时,全面,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8月23日晚间,佳缘科技(维权)连发两份公告,披露公司立案调查结果及拟处罚措施。 公告显示,佳缘科技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招股说明书》中2019年、2020年财务数据及2021年、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证监会拟对公司及4名相关责任人合计罚款1450万元。此外,公司股票自8月24日开市起停牌一天,8月25日复牌后被ST,证券简称变更为“ST佳缘”。 根据证监会调查结果,佳缘科技被认定的违法事实有两项。其一,2019年至2022年,佳缘科技与客户A签署多份科研合同或电子产品采购合同,在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情况下提前确认收入。客户A是公司2019年第二大客户、2020年第一大客户。 其二,2020年,公司介入无锡金都与昆明博远两家公司之间正在履行的购销业务链条,相关交易不具备商业实质。 上述两项违法行为导致佳缘科技2019年至2022年营业收入分别虚增2015.60万元、虚减687.65万元、虚增2803.38万元、虚减2562.47万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绝对值的15.39%、3.61%、8.85%、9.51%。 利润总额方面,公司分别虚增1613.84万元、虚减1569.60万元、虚增1803.93万元、虚减1634.45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比例最高达44.02%。 对此,证监会拟对佳缘科技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600万元;对公司实控人、董事长王进罚款300万元;对副总经理朱伟华和财务总监柳絮分别拟罚款200万元;对另一实际控制人、原董事会秘书尹明君罚款15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佳缘科技董事长王进在2025年4月曾被实施留置并立案调查,彼时公司在相关公告中表示该事项不会对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同年12月王进被解除相关措施并正常履职。 招股书虚假记载中信证券为保荐机构 处罚认定的财务造假,最早追溯至佳缘科技IPO申报期间。 2020年11月30日,佳缘科技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次年6月,公司披露《招股说明书》上会稿,2022年1月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中,报告期为2018年至2020年及2021年上半年。这意味着,招股书报告期内的2019年、2020年财务数据,均被认定为虚假记载。 2022年1月17日,佳缘科技登陆创业板,发行价46.8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10.8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净额9.95亿元,较原计划募资5.90亿元超募4.05亿元。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发行费用合计8483.76万元,其中中信证券收取的保荐承销费为6478.98万元。 上市后,佳缘科技股价在上市次日盘中冲高至99.80元,为上市以来最高价,此后长期回落,停牌前收报17.72元,对应总市值约32亿元。 而在发布被立案调查公告次日,佳缘科技股价“20CM”跌停,全天封死跌停板,股民损失惨重。 业绩表现上,佳缘科技也显得差强人意。2023年至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27亿元、3.37亿元、3.20亿元,2024年同比增长48.11%后,2025年回落下滑5.02%。此外,公司近三年扣非净利润分别为-1628.05万元、330.37万元、-4942.76万元,除2024年外均处于亏损状态。 盈利质量上,2025年公司毛利率22.08%,较2024年的43.15%接近腰斩。现金流方面,2023年至2025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5245.76万元、-5083.09万元、-906.53万元,连续三年为负。2024年公司账面盈利1144.54万元,当年经营现金流同样净流出5083.09万元。 随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落地,投资者索赔通道打开。 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暂定在2022年1月17日至2026年7月8日期间买入,并在2026年7月8日收盘持有佳缘科技股票的受损投资者,可依法主张赔偿。索赔范围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及印花税损失,最终获赔条件以法院认定为准。(佳缘科技维权入口)
最后的约束:当规则成为文明最后的防线
在人工智能高速迭代、基因编辑逐渐落地的今天,「最后的约束」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词汇,而是频繁出现在科技伦理、国际谈判与公共治理的讨论中。所谓最后的约束,指的是当技术、资本或权力逼近某个危险临界点时,仍然能够发挥刹车作用的那一道规则、机制或共识。它可能是法律条文,可能是行业公约,也可能是写入代码底层的伦理开关。一旦这道约束失效,后果往往不可逆。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决策者开始追问:我们究竟还有几道约束,哪一道才是最后的?
在人工智能领域,最后的约束体现得尤为具体。大模型的训练数据、算力规模和部署场景都在快速扩张,而可解释性、可控性研究却相对滞后。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尝试以风险分级的方式设定红线,要求高风险系统必须保留人类监督接口;中国也陆续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管理办法,强调内容安全与算法备案。这些制度设计本质上都是在为技术设置最后的约束——不是阻止创新,而是确保创新不至于越过人类可承受的边界。值得警惕的是,约束往往在事故发生后才被重视,而真正有效的约束应当前置到设计阶段。
气候治理同样印证了这一逻辑。全球升温逼近一点五摄氏度阈值,各国减排承诺与实际行动之间仍存在缺口。巴黎协定被视为国际社会最后的约束之一,它依靠透明度和定期盘点机制推动各方履约。然而,约束的效力取决于政治意愿与执行力度。当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生态安全冲突时,最后的约束常常面临被稀释的风险。从碳市场到绿色金融,从供应链碳足迹到企业ESG披露,层层规则共同构成一张约束网络,而这张网络的强度,决定了人类能否守住气候安全的底线。
更深一层看,最后的约束不仅是外部规则,也是一种内在自觉。技术团队在模型上线前坚持做红队测试,媒体在报道争议事件时守住事实核查的流程,公众在面对算法推荐时保持批判性阅读的习惯——这些看似微小的行为,构成了约束体系的毛细血管。制度可以设定边界,但边界能否被真正尊重,取决于每一个参与者的选择。当外部约束与内部自律形成合力,约束才不是一纸空文。
回望历史,人类多次在失控边缘依靠最后的约束完成自我修正。今天,面对技术加速与全球性挑战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的规则文本,而是让约束真正具备执行力、透明度和纠错能力。最后的约束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多么严苛,而在于它是文明在关键时刻仍能选择方向的证明。守住它,就是守住未来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