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相聚资本梁辉:市场不缺机会,量化和主观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
低利率环境仍在延续,传统固收资产的收益空间不断收窄;与此同时,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并未减少,权益、债券和商品价格轮动加快,单一资产的配置难度明显上升。 对投资者而言,问题已不只是“买什么”,而是如何在收益与风险之间找到新的平衡。既要避免因过度保守而错失回报,也要防止因追逐高收益而承受超出预期的波动与回撤。 在他看来,低利率并不意味着应当简单增加权益仓位,更不意味着某类资产必然上涨。真正重要的,是让组合拥有更多收益来源,并通过风险预算、资产分散和策略协同,提升面对不同市场环境时的适应能力。 低利率之下,单一配置思路面临挑战 过去,部分投资者习惯于在存款、理财、债券或股票之间进行简单切换;但在低利率与高波动并存的环境中,这种单一方向的配置方式越来越难以满足需求。一方面,债券利率已处于较低水平,进一步依靠资本利得增厚收益的难度上升;另一方面,权益市场内部结构分化明显,热门板块的波动也可能加剧。 市场的分化,正成为影响组合表现的重要变量。梁辉表示,当前经济和资本市场均呈现一定“K型”特征:部分与出口、AI相关的产业表现强劲,其他领域则相对承压。这种产业分化会传导至资金流向和资产价格中,若市场情绪持续集中于少数方向,价格波动也可能被放大。 因此,投资者需要解决的并非简单的“风险偏好高或低”问题,而是如何避免组合过度暴露于单一资产、单一风格或单一市场环境。 股债平衡并未失效,多元配置更显重要 传统股债组合仍是资产配置的重要基础。梁辉认为,股票与债券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一定弱相关性,股债平衡的底层逻辑并没有失效。 但现实挑战在于,股与债都面临收益压力。权益资产的内部差异加大,稳定获取收益并不容易;债券资产则受制于较低的利率中枢。两者叠加,使得传统组合的“平衡感”不如过去强。 在他看来,配置比例不能机械套用“二八”或“七三”等经验公式,而应基于组合的波动率、风险承受能力和长期目标来设定。对于希望追求稳健回报的资金而言,仅靠股债两类资产,可能难以充分覆盖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多资产、多策略的价值,正是在此背景下凸显。 “不是简单把更多资产放在一起,而是要让不同资产、不同策略在组合中各自承担相应角色。”梁辉表示。 以风险预算为核心,提升组合适应性 多资产多策略的关键,并不只是增加配置品种,而是建立完整的收益风险管理框架。 梁辉介绍,相聚资本的多资产多策略以量化方法为基础,顶层通过波动率或风险预算框架确定不同资产类别的配置,再在权益等资产内部配置不同子策略。其目的不是预测每一次市场涨跌,而是让组合尽量不依赖单一市场方向或单一行情。 在这一框架中,债券的作用也不只是提供票息收益,更重要的是帮助管理组合波动。若债券配置能够降低组合的整体波动率,便可以在既定风险目标下,保留更合理的权益等风险资产敞口,从而改善风险调整后的回报。与此同时,在控制净风险敞口的前提下,组合可以参与更多资产和策略,避免将收益来源集中于某一类市场。 面对极端行情,风险控制也需要前置。梁辉认为,传统环境中股债通常呈现弱相关甚至略微负相关,但在部分特殊阶段,两者也可能同向波动。因此,策略需要针对相关性异常、波动率上升等情形预先设置调整机制,而不能完全依赖事后的判断。 量化提供框架,寻找更可持续的平衡 谈及主观投资与量化投资的关系,梁辉认为,两者并不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主观投资的优势,在于投资人对产业、公司和宏观变化的理解,能够捕捉一些尚未被充分量化的信息;量化投资则通过统计规律、因子和算法构建可复制的收益模式,以更多元的收益来源降低单一判断带来的不确定性。 同时,量化也需要持续迭代。梁辉表示,无论是因子还是算法,都可能面临收益衰减和波动变化的问题。对多资产策略而言,更重要的是保持框架的稳健性:不对单一资产过度集中,不依赖某一种市场环境,并对极端情形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 在低利率与高波动交织的当下,投资者对收益的理解或许也需要随之改变。高回报往往伴随高波动,而真正适合稳健型资金的配置,未必是短期最耀眼的资产,而是能够在不同市场环境中控制回撤、保持节奏的组合。 市场并不缺少机会,也从不缺少波动。多资产、多策略的意义,正是在复杂环境中为投资者提供一种更有纪律的选择:不押注单点胜负,而是在收益、风险与流动性之间,寻找更可持续的平衡。
释永信算得上高僧吗?争议背后该看的三条标准
「释永信算得上高僧吗」这个问题,几乎每隔几年就会被网络重新翻出来讨论一次。争论之所以长期无法平息,是因为释永信身上存在一种强烈的反差:一边是千年古刹少林寺的方丈、少林功夫走向世界的主要推手;另一边是大量商标注册、公司化运作、景区门票分成纠纷与接连不断的舆论风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一件事——「高僧」到底是一个宗教修行概念,还是一个公众道德标签。
在佛教自身的语境里,「高僧」并非职称,也没有官方认定机构。《高僧传》一类的典籍所收录的人物,大致具备几个共同特征:戒律精严、解行并重、有修有证,且能化导一方、护持正法。翻译经典、注疏立说、苦行头陀、兴复丛林、护法卫教,都算得上「高」的路径。换句话说,传统标准是两条线并行:一条看个人的行持与修证,一条看对佛教与社会的实际贡献。评价释永信,也绕不开这两条线。
从贡献这条线看,释永信确有实绩。他1981年入少林寺出家,1999年升座方丈,接手的是一座历经动荡、僧才凋零、殿宇失修的古刹。此后数十年间,少林寺完成大规模殿堂修复,重建僧团与寺院管理制度,整理出版少林功夫典籍,推动「少林功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在海外设立数十个少林文化传播机构。公益层面,少林寺在汶川地震、疫情防控等节点均有捐款捐物,也办过慈幼院一类的事业。若以「兴寺、弘法、护教」衡量,他做成的事,是绝大多数僧人一生难以企及的。
但争议恰恰出在这条线的实现方式上。批评者指出,少林寺大规模注册商标、成立实业公司、武僧团全球商业演出、景区门票与地方分成长期拉扯,甚至一度传出「上市」传闻,这些都让宗教场所与商业主体的边界变得模糊。2015年那场实名举报风波,更把他推到风口浪尖: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对部分举报内容给出「不实」结论,同时对个别管理问题提出整改要求,但舆论层面的疑问并未随之彻底消散。加上公众对「高僧」二字的想象,本身就带有道德完人的色彩——不近名利、不涉纷争、超然物外。以这种近乎圣人的尺度去量一位现实中必须与政府、景区、资本、媒体周旋的寺院管理者,落差几乎是必然的。
所以,释永信算不算高僧,恐怕不存在一个人人服气的一锤定音。若以兴寺弘法、文化传播、僧团重建来衡量,他交出的答卷远比多数同行厚重;若以传统戒律的清净出世形象来衡量,他的商业化路径始终是一道减分项。更贴近事实的说法或许是:他是一位极具争议的宗教管理者与改革者,其功过都写在同一套逻辑里——正是那套让他把少林寺推向世界的方法,也让他不断被质疑。至于「高僧」二字,与其说是对一个人的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一代公众对宗教人物的价值期待。最终的答案,可能要交给时间,以及教内自己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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